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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果园窃贼》是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尽管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没有社会深度,但笔者认为该小说表现的主题超越社会与政治的局限,表现宏大的生态主题。通过小说中主人公居住的果园引发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与矛盾,乔利巧妙地揭示果园反映的三层生态符号意义:日常生活的栖居地、物质财富的象征以及整体联系的哲学观念。乔利解决小说复杂局面的妙处在于,她以富有哲理的启示迂回地使果园恢复“诗意的栖居”功能。
关键词:伊丽莎白·乔利;果园;生态符号意义
The Meanings of the Ecological Sign of Orchard
Liang Zhong?xian
(Mudanjiang Normal College, Mudanjiang 157011, China; East?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The novel The Orchard Thieves, which was published by the well?known Australian writer Elizabeth Jolley in 1995, is relatively short. Some critics say it lacks social depth, but my idea is that the novel focuses on a grander theme which transcends the limits of both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theme of ecology. Inhabited by the protagonists, the orchard induces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arising from differences of ideology. Jolley’s greatness lies in that she masterly revealed three levels of meanings concerning the ecological sign of the orchard: the daily dwelling place, the symbol of fortune and the wholeness and relativism of philosophical ideas. The complicated problem finally is solved by philosophical revelation, which helped the orchard regain its function of the “poetic dwelling” place.
Key words:Elizabeth Jolley; Orchard; meanings of the Ecological sign
澳大利亚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1923-2007)是上个世纪20年代引领澳洲文坛的女王。她的创作手法可与帕特里特·怀特媲美,其创作艺术比芭芭拉·皮姆还胜一筹。生活与艺术、自然与人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她成熟作品的重要主题。其小说《果园窃贼》似乎简单明了,有的评论家就认为,这部小说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深刻洞察力,没有反映任何明显的政治或社会反响,但 “这也正是乔利独特的(创作)技巧,也是她作为艺术家的成功之处,就是把深度隐藏在文字背后”(梁中贤 2009:295)。
尽管乔利在《果园窃贼》中没有体现出更大的社会背景,也没有涉及更广泛的政治主题,但是乔利探索当今社会一个远远超越政治、社会形态的宏大而深远的主题——生态主题。福柯指出,“符号是认识的工具和知识的钥匙”(福柯 2002:86)。小说中的果园就是这样的符号。就语言表层结构而言,“果园”代表种植植物或花草的一块土地。但由于建筑符号承载着人、建筑、环境等相互影响的因素,果园所指范围就溢出语言能指范围。房在果园,人在果园,果园与家成为不可分割的生活环境,果园符号的能指就对应多个所指。拉普宝德认为,建筑的环境问题有3层含义:高层含义与宇宙学、世界观和哲学体系有关;中层含义与身份、隐私、地位、财富、权力等潜在的功能有关;底层含义与日常活动有关(Rapoport 1988)。“果园”的符号意义就与这3层意义有关。
1 果园:日常生活的栖居地
标题《果园窃贼》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希伯来、__和伊斯兰教中伊甸园里偷吃圣果的亚当和夏娃。这种把故事与圣经典故巧妙编织在一起的技巧凸显了“果园”鲜明的符号形式和符号意义,也渗透了乔利以符号表现主题寓意的匠心。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具体的名字,他们分别被称为“祖母、姨妈、妹妹、丈夫或外孙”等。这种普遍符号化的技巧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似乎在读自己家正在发生的故事。
2011年 梁中贤 果园的生态符号意义 第1期
祖母与当教师的大女儿“姨妈”平静地生活在河边——一座带有果园的房子里。小女儿的丈夫是位正派工人,他们的两个小儿子经常到果园来玩。雅斯贝尔斯指出,“人需要历史,以便焕发出从事眼下行动的勇气,获得自身的升华,在气馁时得到安慰;人需要历史,以便怀着挚爱与虔诚之心意识到自己的起源”(雅斯贝尔斯 2001:252)。正如伊甸园是人类最早的家园一样,果园也是祖母世袭的家园。记忆中,自祖母的祖父时代就住在这里。祖母出生在这里,女儿们出生在这里,小外孙们也出生在这里。对慈祥祖父母的记忆、女儿们童年的记忆、外孙们成长的记忆都经常浮现在祖母的脑海中:“记不清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但她总是无意识地在等自己的3个女儿从颇有声望的学校放学回来,互相撕扯,借用文具、饰物……大声叫嚷,总是嘀嘀咕咕地嬉戏,交流着女生间的闲言碎语”(Jolley 1995:13)。
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外孙们在灌木丛中戏耍、爬树、追逐;就连姨妈也因为外甥们的光临而格外温言顺语。如亚当和夏娃,两个外孙经常在果园中毁坏树木,偷食水果。祖母从不责怪他们,也不告诉他们的父母,因为祖母不想让孩子们背负所谓“窃贼”的悔意度过一生。她认为,“水果就是给人偷的,而且孩子们也不可能继续发展成抢劫犯,这类掠劫和破坏只属于童年。这是[人]生存奇迹和启蒙的一部分”(Jolley 1995:47)。
不光是果园,就连附近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径甚至河流也都变成他们家园的一部分(Jolley 1995:21)。行走在郊外,芳香而清新温暖的花草气息时常“令她想起自己的小果园以及在夏日傍晚行走在其中的乐趣”(Jolley 1995:23)。祖母“强调每天早晨都要花10分钟拔草。感受指尖的超凡力量和果决”(Jolley 1995:13),拔草在这里已经不是简单的劳作,它表现为自我的生存力量。通过指尖的“力量”,她触摸到果园的存在和自我的存在。指尖表现的“果决”是祖母对果园的主人翁般的自信体现。果园中的任何花草、果实对她来说都有其独特的符号意义,如“蓝色西梅、李子都像再现神话故事一样,其悬挂的样子都富有神秘意义”(Jolley 1995:7)。果园中的一切细微的变化都能引起祖母的情感涟漪,读者看到物我融合的精神愉悦与自由,以及澄澈纯净的生命境界。
人的感觉源于对象的存在。人化的果园成为家园,其符号意义首先在于栖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的存在基于栖居”,而“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孙周兴 1996:1191)。果园的存在就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历史的延续。伽达默尔指出,“符号是达到目的的工具”(严平 2003:168)。果园作为符号,如果其目的是栖居,这个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保护(孙周兴 1996:1192)。如果栖居处就是个体在自然中的抛锚点,那么果园就是祖母人生的抛锚地。就果园而言,祖母已经与其化为同质一体,果园成为祖母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体现。果园平淡、悠远、宁静、自由呈现了人融于果园的审美意境,达到了宏观层面的审美“合目的性”;果园作为自然,与人作为社会,构成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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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果园:物质财富的符号
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因此符号的意义在于主体行动,符号的意义影响人类行动。对于祖母来说,果园是其精神寄托,果园就是家园。这个栖居符号承载她对家人快乐生活的期望,承担受伤儿女的避难所和救护所的功用。果园是她的世界、她的微观生态世界——由花草、树木、河流、房屋、果园和栖居者构成的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生态小环境——她的家。然而,一切在后现代框架内都呈现出流动不居的特征,“家”的概念也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产生不同意义。
故事中间,怀孕的二妹从英格兰回到澳洲。除了祖母,家中几乎所有成员都对二妹的到来感到不快,她打破了果园的自然宁静与和谐,给大家带来了很大压力。人人都明白,“这样的长途旅行不仅仅是为了几天的探亲”(Jolley 1995: 85),人人都清楚她的怀孕是两个女同性恋者的游戏。但是二妹回家的意图似乎不仅仅是待产,她的目标还包括祖母视之为生命的果园,果园的符号意义受到挑战:“这块土地”,二妹叹息道:“给妈妈住太浪费了”,她说。“妈妈应该到有保龄球、早茶和游戏的退休村去,那里有宾果和方块舞……我们脚下是一大笔财富”。二妹说,“一旦拆掉这房子,这个空间足够建几个单元和一个游泳池”。二妹希望出售,她想要——她需要——房产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份额。当然那两个姐妹也想要她所要的(Jolley 1995:93)。
语言是人的形象(李洪儒 2009:11)。毫无怜悯的语言透露出二妹对果园认识的低俗与功利,对财富的追求影响了她对果园的行为:出售。这说明符号的意义是动态的,可以发展(孙秀丽 李增 2008:114)。二妹试图把自己的“语言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并且不管个人愿意与否”(福柯2001:115)。祖母偶然间听到女儿之间的谈话,她明白,《果园窃贼》中真正的“窃贼”出现了。从这个角度看,二妹回家可以视为撒旦的到来,她要把大家赶出果园:……就好像只要她呆在那儿,她就能把他们所有人都挤出这个家,赶出这片土地。当然,祖母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这种想法,但好像有一种可能性:二妹正在制造一种不幸,而她在这种不幸中无处可逃,除非出售房产,每人分得一份,按照二妹的思维方式,她们有了钱就都能幸福,各走各的路,互相之间不再是负担(Jolley 1995:116-117)。
托夫勒指出,“财富是基本要素,你或拥有它,或一无所有。它是有形的,物质的”(托夫勒 1991:70)。祖母的身心已经与果园融为一体,而二妹的身心在努力与果园分离。伦敦代表旧世界,其哲学基础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哲学,其核心价值是财富掠夺以便快速致富。在趋功逐利的意念影响下,二妹以霸主的态度,冷漠地表现出帝国主义的核心原则:把世界改造成利己的模式,以掠夺或毁灭他人为代价给自己牟利。二妹的思想代表着人类无止境的贪欲、无道德的掠夺和无责任心的短视行为,这种行为随着“人的观念和品质不断市场化,从而导致对物的依赖和人的贬值等”(李小海 2009:103)。相对于果园的物质价值而言,祖母已经贬值为一文不值,甚至连生存也是多余。二妹抱怨说如今的老人活得时间太长了(Jolley 1995:94),母亲自己应该期待死亡的到来。足以说明,符号的功能和意义取决于人的需要和意图。
当果园代表栖居地时,果园就是祖母的归属和希望。当果园代表有形财富时,祖母的生存方式就是流放、错位和绝望。二妹对果园意义的改变,是对生命的蔑视、对生存的冷漠、对人际生态的破坏。她强加给祖母的霸权语言,造成果园生活的“不一致、不和谐”,威胁着旧有家庭体系的秩序和果园的生态体系。
按拉普宝德的观点,建筑环境的底层含义对于人们最重要。那么,果园之于祖母的重要性就在于她的日常活动都与果园有关。但是在二妹那里,果园的中层含义对她来说才最重要,它意味着财富。故事发展到这里,价值观念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果园这个兼具精神和物质价值于一体的符号,蕴含着“生存还是毁灭”的博弈。
3 果园:整体联系性的符号
福柯指出,“符号还是分析的工具,因为符号一旦被限定和分离,就能应用于新的印象”(福柯 2002:81)。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博弈中,乔利显示出出色的驾驭符号复杂意义的能力,她通过祖母对果园符号富有哲理的分析,强化果园符号的精神意义,弱化符号的物质意义,当果园符号意义得以改变时,二妹的颠覆性行为即时终止。
直面还是规避矛盾和冲突,决定矛盾和冲突的不同结果。“我们的脚下有一笔财富”,这句话总是在祖母的耳畔响起。二妹的贪婪犹如亚当和夏娃的贪欲,但是祖母“永远不想让她果园中的窃贼在余生中承受这种惩罚,承受源自果园窃贼原罪的无休止的赎罪”(Jolley 1995: 59-60)。祖母的智慧在于,她对二妹挑起的争端并没有摆出不可侵犯的权威面孔,而是默默地退居边缘。她的隐忍和沉默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承受,而是转向内心世界寻求力量。她明白,在二妹的果园符号意义里,她“再不能成为万事的中心;个人的心灵也不再是生命当然的重点”(詹明信 2003:447)。
二妹产后抑郁,反复无常,吵闹不休。大姐和小妹都无法忍受,小妹带着孩子回家,大姐居然在外过夜。大姐提出赶走二妹,但祖母回答:“无形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不可能,不仅不可能赶走自己的女儿,而且也不可能拒绝生命的永恒延续——即将出世的孩子”(Jolley 1995: 84)。她认为无形的价值高于有形的价值:“无形才是永恒”,有形的物质和财富都是短暂的,果园的无形东西才是其价值所在。祖母说,“财富真的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意味着人们一起拥有幸福、健康,快乐地旅行。一个地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到这儿的人是重要的财富”(Jolley 1995:100)。祖母对二妹关怀备至:照顾她分娩,帮助照顾孩子。二妹厌恶婴儿,情绪反常。祖母试图帮助她实现从痛恨作母亲到热爱作母亲的重要转变。二妹要把婴儿放进滚烫的热水中,祖母不惜烫伤自己的脚,向二妹证明“你必须相信我”:“'我说这水太烫时,你必须相信我'。她的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着”(Jolley 1995:121)。这颤抖的声音传达了祖母的希望:一是唤起二妹对生命的尊重,二是向二妹传达自己的爱,三是激发二妹的母爱。当婴儿免于烫伤,她以无形亲情为二妹提供自我调节的精神支撑,为二妹生理和心理健康恢复提供可能。
“符号是一种力量,直接作用于物,吸引物或排斥物。”(福柯 2001:53)果园就是这种力量,使祖母重建婴儿与母亲、二妹与祖母、二妹与伦敦同性恋情人的关系。祖母把女儿“看成一个完全的整体……”(Jolley 1995: 54-55)。祖母朴素的认识含有生态学的整体联系性的思想:果园与家、家与环境、环境与人之间的联系。
这种哲学认识也帮助祖母理解人的多样化需求。她认为女同性恋生活“超过她的认识和想象”,她无法理解那种“不断甩开旧相识、寻找新朋友”的颠簸生活(Jolley 1995: 80)。她猜测,伦敦的来信是关于“性犯罪,某种难以出口和肮脏的事”(Jolley 1995: 103),她也看出二妹带回的女儿与新生婴儿长相上没有任何家族相似性,但祖母“没有提任何问题”(Jolley 1995: 102)。她理解生活有各种变量,就像任何一个小孩都有可能成为果园的窃贼或流氓,所有人都可能“从事某种完美的、高贵的、精彩的事,也能做某些令人震惊的事”(Jolley 1995: 59)。祖母超越自我利益,用其母性如关爱、支持、非暴力等品质化解家庭冲突,消除亲人间因冲突引起的不必要痛苦。
祖母行为潜移默化地让二妹认识到:自己、家人与果园是不可或缺的整体。与果园共存,才能拥有生活,才有家人眷顾,才有心灵寄托,才能达到个体与家园的融合。当二妹打好行装,带着婴儿准备回伦敦的时候,她就自觉放弃霸主姿态,重拾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家园的审美欣赏。祖母挽救了果园,保护了生态环境,使其免于变成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游泳池和住宅。这一切都“得到解救的过程就是我们找回自我本性的过程,也就是整合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叶舒宪 1999: 273)。
乔利给了我们生态学方式的启示,帮助我们超越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想,解决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无论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大不同,都有达成共识的可能。这样,该故事完成“人类生存的核心即艰难的道德选择”(Kitson 1995: 23)。最终,祖母从果园建筑的最高层面(世界观和哲学观)保护栖居地,也实现苏轼的“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的审美意境。
4 结束语
“理性的力量在于一种哲学意义的恢复。”(庞蒂 2003:246)《果园窃贼》中母亲的力量就在于以自己哲学理性的力量恢复果园良性的人际生态: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关注他人的生存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存,物质价值若离开了人的情感价值,就毫无意义。在这一点上,乔利给了我们两点启示:第一,故事中对于整体性的认识,反映生态主义理论的影响。如果一个家庭不应该拒绝其成员,无论犯过什么错误,家都永远是其避风港,那么一个社会也不应排斥自己的成员,不管什么种族、民族或生活方式,只要能够尊重其他人同等的权利,都应看成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人都相互联系,这些联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停息、不断循环的全景图。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关系,我们自身将变得毫无意义。第二,根据有形与无形的意义区分,乔利提示我们,有形物质是暂时的,人与人的情感才是永恒的。一切都处于流动之中,没有什么是不变的。因此,多样性的社会、人生和关系都是我们创造和谐人生、和谐社会、和谐自然的前提。朱晓映指出,“世界和社会都是多元的,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又是纷纭复杂的;作为对世界、社会与对现实生活反映的小说,就应该全是‘复调’式的”(朱晓映 2008:115)。《果园窃贼》中“果园”的符号意义就是这样的复调,它引导我们带着多样性的哲学意义去理解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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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尧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尧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尧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尧文化的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提高其道德素质,让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
关键词:尧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它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传说中帝尧的历史功绩为人们所称颂,指导其具体活动的思想内涵及尧文化更是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该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起着约束的作用。综观历史,哪个朝代不是在取得天下后就非常重视扶持主流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帮助他统治天下呢!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在中国古籍中被列为第一章,因此探讨尧的贡献及其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影响显得很有必要。尧文化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德治思想
德治主义成为帝尧典仪治国的美德,帝尧以身作则,勤俭治国,衣食住行如同常人,老百姓都非常敬重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崇尚德治,并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安危兴衰的思想,至今对我们治理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2.和合文化
“和合”一词的原始表达,正始于帝尧时期。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和,是指异质事物的共存;合,是指异质事物的共生。和合文化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矛盾和挑战,寻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并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基本原因。尧则是这一思想的鼻祖,尧文化是上古文化的结晶,也是农耕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民本主义的治国思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之所以能在尧舜时代产生并跃居领先地位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来文化的广纳吸收上。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近年来,“国学热”迅速升温,不仅在学术界、大众文化中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激发了所有国人的热情。那么,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新时期,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传授、认同、运用和创造的活动。它担负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民众在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动员和凝聚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尧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倡导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族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范。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
2.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表现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盲目的自我膨胀和实际的自卑意识;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倡导尧的和合文化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牢固的信念,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出一份力量。
3.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德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引导人向“善”,即“成德”。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仁义礼智信”是主要的公德标准,“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个人行为规范。传统社会中的德育就是维护“礼”,用“礼”规范约束个人。这样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德”,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把人理想化、神圣化,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强调“内圣外王”。
只有博学、审问、明辨而后笃行,“德”在人伦关系中才能呈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培养人的完善的人格,提倡人们正确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方面的优秀思想品德,这与传统道德教育也是相通的。
4.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自身的行为,产生社会活动,只有思想意识上得到了提高,才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把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通过课堂授课、开设必要的选修课、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逐渐的、恰当的方法,合理的途径,通过多种教学方式,不同角度的渗透给高校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文化传统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传统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使人们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增强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
综观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不依托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尤其重视人文资源。虽然,近几年,我们很多地方充分重视了尧文化所具备的源头文化的特色,和寻根文化的优势,研究、宣传和开发尧文化,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结合起来,使尧文化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更好地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当今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高度发达,需要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生发展的两个方面,只有这两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才能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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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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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中西方孝文化探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 要:通过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对比分析,认为中西方孝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孝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涉及方方面面;而西方孝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却没有得到发展,内容也很单一。这些不同主要源于文化差异。?
论文关键词:家庭;孝文化;文化差异;养老模式?
中西方孝文化探析
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从新旧石器时代到父系氏族的建立,人类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因此这个阶段的人时刻也离不开氏族这个集体,当然更不可能独立生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氏族集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孤立的个体劳动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家庭(家族)核心制成为最直接与最佳选择。孝同样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由于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而慢慢产生。
家庭是人类由于客观的原因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方家庭产生的不同步性,中西方孝文化也不是同时出现的,但最初形态的孝文化却是一样的,即善待长辈。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孝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而西方的孝文化却成了只在文献中出现的很狭义的概念,甚至连最初的孝文化的一些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中西方孝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为了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差异有更清楚、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先从文献的角度对中西方的孝文化进行考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一)中国孝文化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记载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涉及方方面面,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孝”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中华民族有着一整套关于孝的理论。中国历史上,“孝”是进入家庭观念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传说尧时,“虞舜,性至孝”,感天动地,“帝尧闻之,遂以天下让焉”。这可能就是中华孝文化的雏形。肖群忠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至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至《孝经》,“孝”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被全面政治化了。[2]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而儒家思想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孝经》中,“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说,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同时,《孝经》还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民固有的自然的行为。“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本位,可以说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中国孝文化对“孝”有明确的规定,并强调“孝”与“顺”的一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尊亲”不仅指尊敬,更有一系列礼仪规定;“弗辱”就是要安分守己,不许玷污祖上的名声和家族的尊严,还要珍爱父母给予的身体;“能养”并非一般的供养,而是敬养。在中国的孝文化中,还强调“顺”,即顺从父母的意愿,孔子对孝的简洁解释是“无违”,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服从长上的意志。
中国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内涵。“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是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一。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正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道,忠孝是一体的。在统治者看来,忠孝观念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家与国,其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而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则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以孝治天下”成了历代君王成功施政的经验总结。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敬养父母,已经明显地扩展和泛化了。《孝经•开宗明义》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与儒家“身—家—国”的模式相统一。可见,“孝”已经同时向个体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它起源于个体道德修养,贯穿于家庭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终于进德修业,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
同时,中国孝文化对“不孝”有明确的规定,即“孝”与“不孝”是有衡量标准的。《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赵岐为其做了如下注解:“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孝不是简单的恭敬顺从,而是以“义”作为“孝”的评判标准。“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即温饱与否和是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提出“孝”的标准。最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而是强调“绝先祖祀”,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真正的大不孝。
(二)西方孝文化
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这三大源头后来融会起来并以____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3]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研究《圣经》。《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很多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亦源于此。据《圣经》记载,_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基督____要求基督_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在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笔者发现除《圣经》外,西方对孝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几乎没有,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这导致了西方的孝文化发展缓慢,但却使社会养老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
(三)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渗透并流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都以“孝”而闻名,孝子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董永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其“性至孝,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的事迹感天动地,传为佳话。但是,西方的孝文化却远没有这么发达,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更没有“二十四孝”这样闻名的人物。中国有很多关于“孝”的谚语,如“百善孝为先,行孝当及时”、“孝顺公婆自家福,勤种天地自家谷”、“在家孝父母,强如远烧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而在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在《英汉双解英语谚语应用词典》所收录的谚语中,居然一条都没有。
中国的孝文化有双重意义,即家庭意义和社会意义。“孝”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和态度上。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父母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服从父母被视为孝顺的一种体现。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同,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子女侍奉父母时,对父母不对的地方要婉转地规劝,若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要仍然保持恭敬,不能生气,也不能去触犯他们,虽然自己感到苦闷,也不要流露出埋怨。“孝”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持一种社会和谐,即对长者和统治秩序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服从。在西方,“孝”主要并不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之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西方的孝文化也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而其家庭意义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这种尊敬也并没有导致对父母的服从,而是更多地强调独立,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平等。
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而在西方,不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父母年迈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因此,中国的孝文化包含赡养的义务,而西方孝文化中并不包含赡养的义务。在中国,赡养的义务如同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赡养的义务则如同“接力棒”,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
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也是最大的,这一点令西方人无法想像。而在西方,一旦成年,都会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付出。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般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
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有很深的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欢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一生通常会搬好几次家。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付出的差异,也部分地解释了中西方在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毫无疑问是由子女继承的,这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甚至给自己的宠物,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
中国人将“孝”同生儿育女相结合,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4]。西方人强调自由,为了自由可以选择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甚至独身。在中国,由于孝文化的原因,“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断子绝孙”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含义。正因如此,当“断子绝孙”被直接翻译成“sonless”时,西方人觉得莫名其妙,根本无法将其与贬义词联系起来。
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最适宜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注重群体价值和人际和谐,个人价值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员,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由于多山且不适宜农业生产等生存环境的限制,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群体本位使中国人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集体的一员,体现在家庭中就是每个人都很看重家庭,都很注重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因此造就了中国丰富的孝文化。个体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认为社会价值在于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提倡集体主义,有些社会学家甚至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离群”,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花大量的精力。相反,由于离婚率偏高,西方的家庭相当不稳定。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因此,虽然与《论语》同时代的《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阐述,但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发展,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不同源于文化差异。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孝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在中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步发生改变,DINK家庭的数目也在增加。在西方,当越来越多任感情泛滥的“少女母亲”已经成为全社会舆论焦点的时候,人们开始探讨中国极少有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孝文化中子女对父母“不违”的观念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随着全球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趋势还将继续,因此对中西方孝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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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是21世纪高校道德教育的新内容,旨在转变大学生传统的自然观、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生态伦理观,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内含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障万物平等的生存权利等,这些都为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态道德教育与传统文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生态道德教育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理论上存在一些不足,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内容单薄,手段单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一条可行之路。挖掘、学习和继承儒释道三家生态思想对于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生态道德教育;不足;传统文化;意义
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的最早倡导者陈寿朋提出:“生态道德作为一种道德,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又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文明的重要标志。”〔1〕生态道德教育即是对公民进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教育过程。大力强化公民生态道德教育,培养公民生态道德意识,对于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早日建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的公民生态道德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生态道德教育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理论上存在一些不足,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生态道德教育的困惑在于:内容迷失,制度需要规范,内容单薄,方式单一,资源匮乏等。〔2〕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生态道德教育的弊端主要有:“生态德育”的内容比重不足,重理论轻实践,教育思路缺乏前瞻性和人文关怀,道德约束机制不完善,手段单一等。〔3〕上述学者的研究指出了我国当前生态道德教育不足之处主要集中于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手段上。内容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单薄,亟待进一步丰富充实。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迷失,亟需进一步鉴别取舍。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比重偏低,需要加大比重手段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教育手段单一,重理论轻实践,教育效果不明显。
要解决我国生态道德教育中的问题,针对上述不足之处,必须以前瞻性的教育思路丰富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完善生态道德教育的手段,增强生态道德教育的效果。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一条可行之路。
国际环境协会前主席科罗拉多指出:“建立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契机和出路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4〕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其中更是不乏丰富的生态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其大部分内容与我国当前公民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基本适应。我们应该大胆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生态思想,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生态思想融入到教育过程中。特别地,应该从内容和手段两个方面,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和生态手段,从而丰富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完善生态道德教育的手段,增强生态道德教育的效果。
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否依然普遍地被现代国民认同和遵守,这种保存传统美德的信念和方式又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特征和社会进步的需求”。〔5〕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要流派――儒释道三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挖掘、学习和继承这些生态思想对于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一)儒家文化生态内容的生态道德教育意义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思想主要在于阐述和论证“三纲八目”。三纲即是“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八目即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三纲八目”的核心在于修身和治国,其中的生态内容也非常丰富。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意在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天、地、人实现有节制的互动,反对将人置于任意处置自然的地位。也就是说,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要遵守自然规律,在规律的限度内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儒家经典《易经》首先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内容。《易经?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易经?序卦传》)这句话阐述了人产生于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易经?乾卦》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经?乾卦》)这句话阐述了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体,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人的身心规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即是“天人合一”。高质量的人生在于实现“天人合一”,在于人向自然的回归。儒家至圣孔子曾经发出“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叹,也显露出“五十而知天命”的豁达,从“天知我”到“我知天”显示了孔子“天人合一”思想的发端。儒家亚圣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他将人性和天统一起来,也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北宋张载,他在《正蒙?乾称》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指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贤,根本原因在于“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是本质上的统一,因此人能够认识自然,认识自然和人自身达到极致便可以成为圣贤。随后,南宋朱熹指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人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卷十七)陆九渊更是描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6〕在“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之中人和自然乃至人和整个宇宙都合而为一,人和宇宙不分彼此,人和宇宙和谐共生。综上,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将人和自然、人和宇宙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不谋而合。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因此,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重要补充和有力佐证。
儒家主张“节用依时”。孔子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依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8〕表达了勤俭节约,用之有度,遵守自然规律的生态思想。同时,“不违农时”和“斧斤依时入山林”也是重要的生态手段和措施。秦汉时期刘安提出了说“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淮南子?主术训》)指出了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能超过自然规律的限度。还包含了爱护动物,保护生命,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还是重要的生态手段和措施。儒家的“节用依时”思想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和破坏。对解决当今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具有重大意义。它为公民生态道德的形成提供了感性的材料,也为公民生态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行的手段和措施。对于公民养成勤俭节约、适度消费的生态道德理念,增强公民节约资源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自觉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养成综合利用资源的良好习惯,形成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风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主张“仁民爱物”。“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儒家的一切思想均是围绕“仁”展开的。“仁”更体现了儒家的生态理念。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仁”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人和人之间,也适用于人和自然之间。在人和人之间即是“仁民”,在人和自然之间即是“爱物”。要求将“仁”的原则从人类社会扩展至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要求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万物。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更是对此进行了形象描述了:“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大学问》)人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的对象不是仅仅限于有生命的人类和动物,还包括无生命的草木和瓦石。达到这样修养境界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儒家的“仁民爱物”不仅承认植物、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界都有内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权利,而且也自觉地把人的天赋爱心由传统的人际道德向生态伦理扩展,从而构成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最主要的内容。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是一种深厚而宽广的道德关怀。它对于培养公民的生态道德情怀,唤醒公民关爱动物、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生命教育的展开。
(二)释家文化的生态内容
释家主张“众生平等”、“大慈大悲”、“利他施乐”、“净土理想”等。“众生平等”论证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平等。“大慈大悲”说明了人类保护自然的强大动力。“利他施乐”指明了人类保护自然的切实行为。“净土理想”则建构出生态文明社会的理想模板。基于这些生态思想,释家还延伸出了一系列的生态实践。戒杀、放生、节俭、素食、饮茶、造林、护林便构成了释家生态实践的具体手段和措施。这些行为保护了动植物资源免受破坏,保证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有效维护了生态平衡,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释家文化的生态维护功能主要在公民旅游过程中实现。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深山,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接受了生态道德教育。游客漫步于名山大川、品尝着清香的素食、欣赏着反映高僧朴素生活的碑刻铭文,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不就是“诗意的栖居”吗?低碳、节能、节俭的生态消费理念很快形成。
(三)道家文化的生态内容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齐同万物”、“三才相盗”、“重人贵生”等。“道法自然”是在人与自然平等基础上对自然的终极崇拜。“齐同万物”是道家的人与自然平等观。“三才相盗”说的是天地人互相协调、适度利用。“重人贵生”则是道家的生命观。这些生态内容对于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节俭朴素、适度消费、尊重生命等理念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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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色彩的颜色词除了本身固有的物理属性外,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各种颜色在中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寓意不尽相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语言中的颜色词丰富多彩,且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由于英汉两民族在文化上差异较大, 同一颜色词在这两种语言中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有时相去甚远。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了解其中的差异相当重要。本文讲着重探讨三大主要颜色:黑色、红色、黄色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 颜色词 文化差异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颜色词系统。英汉颜色词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学者认为:水生木,色青,代表东方;木生火,色赤,代表南方;火生土,色黄,代表中央;土生金,色白,代表西方; 金生水,色黑,代表北方。中国古代所说的正色(青、赤、黄、白、黑) 和间色(绿、红、碧、紫、骝黄) 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光学对颜色的分类。在英语中黑色表示深谋与坚定,红色表示信仰与博爱,黄色表示智慧与光荣,蓝色表示高雅与忠诚,白色表示纯洁与真实,绿色表示愉快与永存。作为文化语言学习者,我们有必要对颜色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进行研究。
在我国古代,黑色是一种尊贵和庄重的颜色,是夏和秦代所崇尚的正色。缁衣(黑色帛做的衣服) 是卿士听朝的正服。“戈绨”、“皂衣”和“玄衣”是上至国君下至大臣朝贺的礼服和祭服。在中国,黑色陶瓷、黑色漆器和水墨画发展较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汉族传统文化中,“黑”有时与“白”相对而言,如:黑白分明,颠倒黑白,黑白电视;有时“黑”又与“红”对举,例如“黑心”(阴险狠毒之心) 就是“红心”(忠诚之心) 的反义词。汉语中的“黑”,其引申含义主要是指“昏暗”(黑咕隆咚、黑灯瞎火) 、“秘密”(黑幕、黑话) 、“非法”(黑货、黑市) 和“邪恶”(黑帮、黑店、黑手) 。但是在中国戏剧中的一些黑脸人物(如包公和李逵) 却是刚直不阿或憨厚的形象。
黑色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表示深谋远虑、智慧和坚定,如:Jack knew black f rom white. (杰克精明老练) 。在美术作品中表示邪恶、谎言和谬误;在教堂装饰中表示“耶稣受难日”;在丧葬中表示悲哀、绝望和死亡。在英格兰民族传统文化中,“black”有时与“white”相对而言,如call black white ( 颠倒黑白) , put down inblack and white ( 见诸文字) , swear black iswhite (强词夺理) 。“black”有时又与“blue”对举,如beat sb. black and blue (把某人打得遍体鳞伤) 。英语中“black”的引申含义,主要指“阴郁”(be in a black mood ,情绪低落) 、愤怒(lookblack 怒目而视) 、“不妙”( black sheep 害群之马) 和“非法”( black market 非法市场) 。英语中的“black guards”或者“black”是指受雇佣穿黑衣的殡葬人员,也指“流氓”或者“恶棍”。
战国时代“五德”的创始人邹衍认为:南朱雀,属火,色赤。因此,在中国红色是火与血的颜色。中国人除了用它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把它看作喜庆、吉祥、胜利、好运或受欢迎的象征。汉语中的“红白喜事”是指婚事和丧事。“开门红”是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旺。红色也象征着革命和进步,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反抗暴政的组织,以红巾包头或以红旗为号,如“红巾军”以及穿红衣提红灯的“红灯照”。解放后五星红旗成了中国的国旗。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 ,“红颜”(少女) 。戏剧中的一些红脸人物(如关羽) 被看作是忠心耿耿的英雄。英国人认为,红色表示为信仰和博爱献身,在某些圣餐仪式上穿红色表示圣爱,在纹章艺术中红色表示高兴,血红色是坚毅不拔的象征。在教堂装饰中红色用于圣神降临节或用于怀念殉教先烈。在英语习语中,go into ( the) red 意为“出现赤字”、“发生亏损”,see red 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 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go red 是资本主义国家反动集团用以称呼共产党人的字眼“赤化”。
黄色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神圣、正统的颜色,其主要原因是华夏祖先生活在黄土高原,华夏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诗经集传》说“黄,中央土之正色”。隋唐以后,皇帝都穿黄色龙袍。钺原是周天子的专用武器,后世为帝王之仪仗。东汉道教推崇黄老之术,所以道袍都是黄色的。历代皇帝所下的圣旨均写在黄色的布上。历史上黄纸还用于书写官方文告、编造簿册,刊印御准历书、画驱鬼避邪的符咒或用于祭祀。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 黄”主要指“吉利”“、好”,如:黄道吉日,黄花晚节;有时“黄”也指“失败”、“落空”,如:那笔买卖黄了,黄梁美梦。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黄色代表忠诚、智慧、坚贞和光荣。在____艺术作品中,出卖耶稣的犹大总是身穿黄色衣服。在英语成语中,turn yellow 意为“胆怯起来”,yellow around thegills 指“(因病或害怕而) 脸色发白”;yellow dog是“胆小鬼”。
就颜色词而言, 由于英汉颜色词在文化伴随意义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许多情况下, 很难做到既保留源语的颜色意象, 又传达源语颜色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如果译者想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 保留源语的颜色词, 他就可能会在意义上有所损失。反之, 如果他想在意义上完全忠实于原文, 就不得不在形式上, 即颜色意象上有所变动。作为译者, 在处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颜色词汇时应在深入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 也要深入了解外国文化, 能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 将附加在源语上的超语言信息, 即文化信息传递过去。同时, 应尽力使源语与译语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相当。
[1] 林纪诚.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2] 张培基.英语声色词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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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数字"九"涉及面在我国所有数字中最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全文如下:
"数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适应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在符号的帮 助下产生的。"(苏金智,19 91)"数字是语言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在科 学的数字世界里,它的功能是计算,秩序严谨,职司分明,是 实数;而在人类 心灵的数字世界中,它的功能是表义,许多数字经过“神化”后成为“玄数”、 “虚数”、“ 天数"。它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外延和内涵。"(王秉钦,1998) 由于受东西方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语言崇拜、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数 字的神化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 ,但也存在着共性,有着共同的规律。在"数的 灵物崇拜"上各民族都有普通性。东方人有自己心目中的"天 数",而西方人 也有自己心目中的"神数"。神秘数字的演化规律一般经过"神化—泛化—虚 化"的过程。( 王秉钦,1998)
东西方已有不少有关数字科学的专著和论文, 如毕达哥拉斯(phythagoras) 学派的T·丹齐克的《数 科学语言》(商务印书馆,1998),英国人伦拉德·法 拉的《七的探源》;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就数字写过著作 和论文,并开展过学术探 讨。如,王秉钦教授在其《语言与翻译新论》的中篇第六章就以"数的语义范围 比较 与翻译"为专题;苏金智曾写过《数的灵物崇拜》(载〈语言、社会、文化》 440页, 语文出版社,1991,1) 等。在1998 年南昌大学主办的"中国英汉语 比较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英汉文化对比专 业委员会会 员曾就中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吴玲英老师的《中西文学中"以三为法”的文化模 式》展开了激烈的 讨论。本人认为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心目中的天数 是"九"而不是"三",也并非完全是因为"九" 是"三"的倍数。
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symbolicmeaning),在我国可 以说历时最久,涉及面也最广。 "九"作为数不同于一 般数字,在中国古代被 认为是一种神秘的数字,它起初是龙形(或蛇形)图腾化之文字,继而演化出"神 圣" 之意,于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为了表示自己神圣的权力为天赐神赋,便竭 力把自己同“九”联系在一起。如天 分九层,极言其高,天证/诞日为正月初 九,天子祭天一年九次。更有趣的是连皇宫建筑都与"九"有关。例 如,北京 城有九门,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问,门上饰有九路钉(即每扇门的门钉纵横各九排)。 汉语词汇中也常 用"九"来形容帝王将相的称谓,如"九五之尊"(imperial throne);称官位仅次于皇帝的王爷为"九千岁 "等。
根据阴阳五行与数的关系,万物之根均为数,宇宙也是数。数始于1而终于 10,五行也是数,按传统的五行 理论来划分,则1、2为木:1为阳木,2为阴 木。以3、4为火:3为阳火,4为阴火。以5、6为土:5为阳土,6为 阴土。 以7、8为金:7为阳金,8为阴金。以9、10为水:9 为阳水,10为阴水。这 就是将"象"、"数"与五行 结合起来推演变化,用以显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 在联系。由此看来,"九"是最大的阳数,象征着天。传说古 代中国人把天分 为九层,九层天是天的最高处,汉语中有关词汇有"九重霄"(指极高的天空, "九霄云外" ,"九天揽月","九天九地"等。另外,天坛,这个明清两代 祭天的场所,其建筑无处不体现着“九”的象 征意义。 民间传说中还有"九头 鸟"(nine-headed bird: a fabulous bird whose appearance was f ormerlyregarded as a bad omcn)的故事。
中国人以"九"为大数,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一书中写道:"凡数 指其极者,皆得称之为'九' ;"《素问》中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 九。"因此,汉语中有"九九归一"或"九九归原"之说。因 从"九"为数之 极而引出人生之限,故"明九"或"暗九"均为人生之"坎",避讳有“九”之 岁。例如:“ 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岁,是个暗九。"(《红楼梦》)。日本人一般 认为"九"是"苦命和痛苦"的象征,因 为"九"与"苦"同音,因此忌讳 "九"。然而,《外语与外语教学》曾报道过国内一位学者曾为考证这一点 ,采 用"全选法"将日本某地电话号码其中的几千个姓和名分别进行统计,结果发现 将"九"作为姓的只占极 少数(约占0.35%),而将"九"作为名的却不少(约 占35%)。看来,日本人忌讳"九"也并非绝对。
此外,《词源》中说:"九:虚指多数。""九"作虚数解时,是数的一种 语义模糊现象。《现代汉语词 典》中,"九"的意思有三个:(1)数目,八加一 后所得;(2)从冬至起每九天是一个"九",从一"九" 数起,二"九"、三 "九",一直数到九"九"为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3)表示多数或多次: 九泉,三 弯九转等。因此, 汉语中有不少和"九"有关的成语。如:"九牛一 毛"、"九死一生"、"九牛二虎之力" 、"九流宾客"等等。
在我国,数字"九"涉及面在所有数字中最广。含有数字"九"的词汇也十 分丰富。如,"九州"是指传 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用作"中国"的代 称。因此,有的全国性的电视节目就取名为“九州方圆”;“ 九族"(the nine degrees of kindred: either thenine generations from one's great-great-gr andfather down toone's great-great-grandson;or four generations of one'spatemal relations, three generations of one's matemalrelations, and two generations of noe's wife's relatio ns),古代有一种残酷的刑法叫"诛灭九族";古代传说 "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因此,《红楼梦》第九回 中用"一龙生九种,种种各 别"来比喻贾氏家族族大人多,龙蛇混杂,好坏不一,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还有 " 九龙杯"等。此外,在文娱、体育等词汇中,数字"九"也比比皆是。如, 许多歌名都以"九"开头:"九妹 "、"九九艳阳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等;乐器中也有"九音锣";在体育活动中,"九柱戏"(nine pins),兵器中 有"九节鞭"[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九尾鞭”(cat-o '-nine- tails: an instrurnent of punishment so calledfrom the nine pieces of leather or cord which compose it)意义不大一样]。 地名中也有一些以"九"开头的,如"九 寨沟"、"九华山"、"九江"和"九龙"等。此外,中国人常把" 九"看成 为吉祥数字之一。在申请电话号码时,人们宁愿多出
钱去买一个尾数为"8"或 "9"的吉祥号码。比 如,湖南有线电视台的"欢乐热线"号码为"16899919"。 在西方,数字"九"也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数"之一。对西方人来说, "九"的象征意义是"神性"、 "神圣之至"。 英语权威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and Webster's ThirdIntema tional Dictionary 中 对"九"所解释的意义比《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意义还多,分别有:
1)one more than eight, three threes, the square of three;2) nine units of objects (a tota l of nine) ; 3) a: thenumerable quantity symbolized by the arabic numeral 9; b: thefigure 9 ; 4) nine o'clock——compared Bell table, timeillustration; 5) the ninth size in a set series: as a; aplaying team of nine members,esp.a baseball team; b:the firstor last 9 hol es of an 18-hole golf course…。
其中收入与"九"有关词语和成语多达近二十条。常用的有:
a nine-day's wonder (an object or event that creates ashort-lived sensation)
____Those political expositions…that make a nine day'snine wonder till something fresh c omes alone——Mary Deasy. nine times out of ten(very often)
be dressed up to the nines(elaborately dressed, as for aformal occasion)
____She dressed herself up to the nines and went to theparty.
in the nineholes: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nine-men's morris: morris played with nine counters A cat has nine lives: A cat can move so fast and jump sowell that he seems to escape being killed many times.
从以上的解释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数字"九"及其倍数在西方也被广泛运 用于文娱和体育活动中。如, 保龄球(bowling )中的瓶状木柱数(ninepins) 为"九";高尔夫球球场有一十八个洞:跳子棋的棋板上各 方均为九个孔; 古 时英国还有一种九个男人一起跳的舞蹈(morrisdance)等。由此看来,数字"九" 也倍 受西方人的青睐。
总之,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含有以下主要共性:
1)东西方大多数人把数字"九"看成神秘的数字, 其象征意义均有"神 圣"之意。
2)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均可虚指多数。
3)数字"九"被广泛运用于文体项目中。
数字“九”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个性恐怕主要在于:对中国人来说,其神奇色 彩要比西方人更浓;其象征意 义的历史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悠久;其 涉及面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广泛。
罗马西塞罗说过:"翻译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风格和力 量。""按分量而不是按数量译词" 。此处所说的数字是指经过神化、泛化、 虚化了的"虚数","实数"的翻译不在此例。根据这一理论,结合 东西方文 化的共性与个性,可采用如下的翻译方法,并遵循以下的翻译原则。
可采取的翻译方法主要有:
(一)保留原数字
e.g. We thought our cat would be killed when he fell fromthe roof of the house. He was not, he used up one of his ninelives.
我们以为我们的猫从屋顶掉下来会死了,它并没死,只失掉九条命中的一条。 这样翻译过来,人们很容易接受,因为人们已熟悉"猫有九命"这个成语, 并能够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
(二)转换成各民族喜爱的数字
e.g.nine out of ten——十之八九 nine days' wonder———可翻译为"昙花一现", 这样翻译可以加深对奈 达的"对等"和纽马克的"转 换"翻译理论的理解。
(三)增舍数字
比如,"九死一生"可翻译成"a narrow escape from death;survival after many hazards";又如 ,"九九归一,还是他说的话对。"可翻译成"All things considered,what he says is right."其译文均 舍弃了数字,转译其 形象意义。
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一)民族性原则
比如,汉语中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汉英词典》(外研社,1996)的译 文有三个:"strain onese lf to the limit; use everyounce of one's strength; make herculean efforts"。笔者认为第二种译文 "use every ounce of one's strength "更符合"民族性原则”,成功地将东方文化中该成语的比喻意义转 化成了西方文化语言中的形象意义。
(二)习语性原则
比如:"匡超人此时恍若亲见瑶宫仙子,月下嫦娥,那魂灵都飘到九霄云外 去了。"(《儒林外史》), 其译文为"Kuang felt that he was gazing at a goddess and his spirit had flown to heaven."这种译 文因遵循了"习语性原则", 充分地体现了人类交际行为的一个最根本原则——语言——符号的经济原则。
(三)形象性原则
数字用于模糊意义时,一般都失去了其数量意义而具有形象意义。翻译时, 必须越出其理性意义而捕捉其 与其它的词结合后所产生的形象意义。
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尽,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此句诗中的"九天" 的形象意义为"极高的天空 ",因此,可翻译成"Down itcascades a sheer three thousand feet—As if the Silver River [i.e. the Milky. Way]were falling from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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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的定义来说,颜色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一定光波所引起的视觉现象,是人眼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这是全世界都基本认同的一个观点,而在颜色词语的象征意义上,中西文化显示出来的差异却是很大!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中西文化中颜色词语的象征意义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摘要:汉英语言中表示各种不同颜色或色彩的词语都很丰富。我们不仅要注意观察它们本身的基本意义,更要留心它们含义深广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们的象征意义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往往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甚至构成了人们对经过引伸、转义以后颜色的崇尚和禁忌。这种不同文化之间颜色象征意义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去分析、探究各民族文化发展对颜色词的象征意义的影响。
在人类语言中,颜色词语表现出的独特魅力,令人刮目相看。在汉英语言中,表示各种不同颜色或色彩的词都很丰富。我们不仅要注意观察它们本身的基本意义,更要留心它们含义深广的象征意义,因为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往往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甚至构成了人们对经过引伸、转义以后颜色的崇尚和禁忌。由于我国与绝大部分英语国家相隔万里,地理位置、自然现象、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等千差万别,人们对于颜色的感受和表达不尽相同。这样,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中西文化之间自然又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本文拟就中西文化中词语的颜色、词语的象征意义作一些对比和探讨,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从科学的定义来说,颜色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一定光波所引起的视觉现象,是人眼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颜色生成的这种定义,对经历封建社会时间相对短,且在近代和现代教育和科学得到普及和飞速发展的西方来说,是比较易于为他们所接受的。西方从文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和科学方法的发现,对客观世界和客观认识采取现实的科学态度。因此,西方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往往比较直接,一般是用客观事物的具体颜色来象征某些抽象的文化含义,所以更易追溯其语义理据和逻辑理据。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主要指鲜血(blood)颜色,而blood在西方人心目中是奔腾在人体内的"生命之液"。一旦鲜血流淌下来,生命之花也就凋谢。
所以red使西方人联想到"暴力"和"危险"产生了一种颜色禁忌。美国学者阿思海姆在他的《色彩论》中说:"色彩能有力的表达情感。……红色被认为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想到火、血和革命的含义。"著名汉学家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由于意识到red可能使现代英语读者联想到“暴力"、"流血",所以采用小说原来曾使用的书名《石头记》,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但是由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及教育和科技的相对落后,在中国文化中,颜色的生成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它的发展受到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较大影响。在先秦,颜色词就已经与古人的世界观、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后来又与政治挂钩。
所以中国文化中的颜色内涵和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而且颜色词的象征意义是多元 的。例如,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讲,中国文化中的红色源于太阳,因为烈日如火,其色赤红。我们的初祖在祭祈巫舞的过程中,对阳光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和崇拜,红色的喜庆和吉祥之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古人还认为"日至而万物生" (《淮南子·天文训》)感到阳光下万物繁茂,生机勃勃,令人振奋,因而对代表太阳的红色产生了特别亲切的感情。
再以白色为例,在人类初始阶段,我们的祖先弱小而无力,无法抗拒凶恶猛兽的攻击、光天化日的白昼使他们暴露无遗,有一种随时都有被食肉猛兽扑食的危险,因而对白色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另外,我们的初祖还观察到"月到中秋分外明",因而认为明月与萧煞的秋季连在一起,而代表秋天的颜色也就是白色了(银白色的中秋之月)。这样白色在中国文化里就成了一种颜色禁讳。可见颜色的象征意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约定俗成的,体现出某种心理功能。下面我们就中西文化中颜色的不同象征意义进行具 体描述。
1、红色
红色是我国文化中的基本崇尚色,它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追求。它象征着吉祥、喜庆,如把促 成他人美好婚姻的人叫"红娘",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男娶女嫁时贴大红"喜"字,把热闹、兴旺叫做"红火";形容繁华、热闹的地方叫"红尘";它又象征革命和进步,如中共最初的政权叫“红色政权”,最早的武装叫“红军”,把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的人称为“又红又专”等;它也象征顺利、成功,如人的境遇很好被称为"走红"、"红极一时",得到上司宠信的叫"红人",分到合伙经营利润叫"分红",给人发奖金叫"送红包"等;它还象征美丽、漂亮,如指女子盛妆为"红妆"或"红装" ,把艳妆女子称为"红袖",指女子美艳的容颜为"红颜"等。
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则是一个贬意相当强的词,是"火"、"血"的联想,它象征着残暴、流血,如(1)The red rules oftooth and claw残杀 和暴力统治,(2)red revenge血腥复仇,(3)ared battle血战 ;它又象征激进、暴力革命,如(1)red hotpolitical campaign激烈的运动,(2)a red revolution 赤色革命,(3)red activities左派激进活动;它也象征危险、紧张,如(1)red alert空袭报警,(2)a red adventure story一个令人紧张的冒险故事,(3)a red flag危险信号旗;它还象征着放荡、淫秽,如( 1)a red waste of his youth他那因放荡而浪费的青春,(2)ared light district花街柳巷(红灯区),( 3)Is she really sored as she is painted?难到她真的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放荡吗?
至于红色的褒义,如red—letter day喜庆的日子,the red carpet隆重的接待等,则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流和融合。据考证,red的褒义是从远东经波斯传到西方的。
2、白色
在中国文化中,白色与红色相反,是一个基本禁忌词,体现了中国人在物质 和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在中 国古代的五方说中,西方为白虎,西方是刑天杀神,主萧杀之秋,古代常在秋季征伐不义、处死犯人。所以白色是枯竭而无血色、无生命的表现,象征死亡、凶兆。如自古以来亲人死后家属要披麻戴孝(穿白色孝服)办 "白事",要设白色灵堂,出殡时要打白幡;旧时还把白虎视为凶神,所以现在称带给男人厄运的女人为"白虎星"。白色的心理功能在其发 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功能的影响,又象征腐朽、反动、落后,如视为"白专道路";它也象征失败、愚蠢、无利可得,如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总是打着“白旗” 表示投降,称智力低下的人为"白痴",把出力而得不到好处或没有效果叫做 "白忙"、"白费力"、"白干"等,它还象征奸邪、阴 险,如"唱白脸"、"白脸"奸雄;最后,它还象征知识浅薄、没有功名,如称平民百姓为"白丁"、 "白衣 "、"白身",把缺乏锻炼、阅历不深的文人称作"白面书生"等。
西方文化中的白色象征意义主要着眼于其本身色彩,如新下的雪、新鲜牛奶及百合花的颜色。西方人认为 白色高雅纯洁,所以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它象征纯真无邪,如(1)a white soul纯洁的心灵,(2)wh ite wedding新娘 穿白礼服的婚礼;它又象征正直、诚实,如(1)a white spirit正直的精神, (2)white m en高尚、有教养的人,(3)white hand廉洁、诚实;它也象征幸 运、吉利,如(1)one ofthe white days o f sb's life 某人生活中的吉日之 一,(2)whitemagic有天使相助的法术;它还有合法、无恶意的意思,如( 1) whitemarket合法市场,(2)white list经过批准的合法明单,(3)awhite lie 无害的谎言。
3、黑色
古代黑色为天玄,原来在中国文化里只有沉重的神秘之感,是一种庄重而严肃的色调,它的象征意义由于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它象 征严肃、正义,如民间传说中的"黑脸"包公,传统京剧中的 张飞、李逵等人的黑色脸谱;另一方面它又由于其本身的黑暗无光给人以阴险、毒辣和恐怖的感 觉。它象征邪 恶、反动,如指阴险狠毒的人是"黑心肠",不可告人的丑恶内 情是"黑幕",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黑帮"、 "黑手",把统治者为进行政治 迫害而开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称为"黑名单",它又表示犯罪、违法,如 称 干盗匪行径叫"走黑道",称杀人劫货、干不法勾当的客店叫做"黑店",违禁 的货物交易叫"黑货"、" 黑市",用贪赃受贿等非法手段得来的钱叫"黑钱" 等。
黑色(black)是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体现了西方人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它象征死亡、凶兆、灾难 ,如(1)BlackMass安灵弥撒,(2)to wear black for hcr father为她父亲戴孝,(3)blackwords不吉利 的话,(4)a black letter day凶日;它象征邪恶、犯罪,如(1)Black Man邪恶的恶魔,(2)a black de ed极其恶劣的行为,(3)black guard恶棍、流氓,(4)blackmail敲榨、勒索;它也象征耻辱、不光彩,如 (1)a black mark污点,(2)black sheep败家子, (3)a black eye丢脸、坏名声,它还象征沮丧、愤怒, 如(1)black dog沮 丧情绪,(2)The future looks black前途暗淡,(3)He gave me a black look。 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4、其他颜色
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红色的一种发展变异,如旧时人们把宜于办大事的日子 称为“黄道吉日”,但是它更 代表权势、威严,这是因为在古代的五方、五行、五色中,中央为土黄色。黄色象征中央政权、国土之义,所以黄色便为历代封 建帝王所专有,普通人是不能随便使用"黄色"的,如"黄袍"是天子的"龙 袍","黄钺 "是天子的仪仗,"黄榜"是天子的诏书,"黄马褂"是清朝皇 帝钦赐文武重臣的官服。至于现在流行的与" 性"有关的"黄色"观念,有一种说法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现象。据说美国纽约的《世界报》用黄色油 墨 印刷低级趣味的漫画以争取销路,人们便称这一类不健康的刊物为“黄色刊物”,还有《纽约新闻》以夸大 、渲染的手法报道色情、仇杀、犯罪等新闻,人们也称这一类的新闻为"黄色新闻"。
其实中国古代的黄色已 与"性"有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有《黄书》,现书虽之佚,便确知该书重在"房中之术";另有唐代孙思 邈在其《千金要方》之"房内补益"中有"赤日黄月"之说。张清常 据此在他的《汉语的颜色词》一书中指出 :"则中国古代之'黄'与'性'有 关系。此说甚是,只不过中断千余年,人们早已忘记而已"。西方文化中 的黄 (yellow)使人联想到背叛耶稣的犹太(Judas)所穿衣服的颜色,所以黄色带 有不好的象征意义,它除了表示低级趣味的报刊、毫无文学价值的书籍(如 yellow press黄色报刊,yellow journalism黄色办报作风,y ellow back廉 价轰动一时的小说)外,主要表示卑鄙、胆怯,如(1)yellow dog卑鄙的人, (2)yellow str eak胆怯,(3)yellow-livered胆小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绿色有两重性,它除了表示义侠外,还表示野恶。这是 因为在人类初始时代以及其以 后的漫长生活过程中,人类借助绿色保护自己,赖以生存下来;但同时,绿色也保护着人类的天敌及其它猛残 的食人动物。这样一来,义狭是正义的,如人们泛指聚集山林、劫富济贫的人为"绿林好汉"; 恶野是邪恶,所以旧时也指"绿林"为占山为王、拦路抢劫、骚扰百姓的盗匪; 绿色还象征低贱,如汉朝时的仆役着绿帻,元朝以后凡娼妓都得着绿头巾,以示地位低下,因妻子有外遇而使丈夫脸上无光,低人一等,叫给丈夫戴"绿帽子"。西方文化中的绿色(green)象征意义跟青绿的草木颜色有很大的联系,是植物的生命色。阿思海姆说 :"绿色唤起自然的爽快的想法。"它不仅象征着青春、活力,如(1)in the green wood在青春旺盛的时代,(2)inthe green 血气方刚,(3)a green old age老当益壮;而且表示新鲜,如(1)green recollectio n记忆犹新,(2)keep the memorygreen永远不忘,(3)a green wound新伤口; 但是它也表示幼稚、没有经 验,如(1)a green hand生手,(2)as green as grass幼稚,(3)a green horn容易上当的糊涂虫;它也象征妒忌,如(1) thegreen-eyed monster妒忌,(2)green with envy充满妒嫉,(3)agreen eye 妒嫉的眼睛。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天帝居于天上的"紫微宫"(星座),故而以天帝为父 的人间帝王(天子)和以天帝 为信凶的道教都以紫为瑞。紫色作为祥瑞、高贵 的象征,更多地被封建帝王和道教所采用,如称吉瑞之气为" 紫气"、"紫电", 皇宫叫做"紫禁宫"、"紫禁城"。历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往往将"紫袍"赐予 品位低的 臣下,而"著紫"则成为封建文人奋力追求的荣禄;人们还把道书称为"紫书",把神仙居所称为“紫台”。 无独有偶,英语中的紫色(purple)象征意义也跟帝王将相和宗教有关,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巧合,如(1)t he purple 帝位、王权,(2)be born in the purple生在王侯贵族之家,(3)marryin the purple嫁到显贵人家,(4)be raised to the pruple升为红衣主教。
蓝色(blue)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象征意义,相对而言,它在西方文 化中的象征意义稍多一些。阿 斯海姆在评析蓝色时说:"蓝色象水那样清凉。" 是“阴性或消极的颜色”。
它能象征高贵、高远、深沉、严 厉,如(1)blue blood 名门望族,(2)blue ribbon最高荣誉的标志,(3)blue nose严守教规的卫道 士;( 4)blue laws严格的法规;它又象征忧郁、沮丧,如(1)feel blue不 高兴,(2)a blueoutlook悲观的人生 观。(3)Things look blue。事不称心, (4)blue Monday不开心的星期一,
它也象征猥亵、下流,如(1) bluemovie 色情电影,(2)blue revolution“性解放”,(3)blue talk下流言论;它还有 突然迅速的意思,如(1)out of the blue突爆冷门,(2)have the blue晴 天劈雳,(3)blue streak一闪即逝的东西。
粉红色(pink)是红色的一种变异,可以将其视为红色的一种应合或复归。 在中国文化中,粉红色又叫桃 花色。唐代诗人崔护写下"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以桃花与女人相比,究其根由,是女子为修饰自己而施 用粉红色胭脂,脸色白中透红,可与美丽的桃花相比之故。粉红色(桃色)可以象征女性,如白居易《长恨歌 》中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青年男子把心爱的女子称为“红颜知已”。称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为"桃色事件"。在西方文化中,粉红色象征精华,极致,如(1)the pink of perfection十全十美的东西或人,(2)the pink of politeness十分彬彬有礼;它又象征上流社会, 如(1)pink lady高格调鸡尾酒,(2)pink tea上流社交活动,(3)apink-collar worker高层次女秘书。
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有着很大的差异。从根本上讲,在中国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是基于 过去中国的封建统治、封建迷信及其原始、落后的科学、教育状况而形成的,所以颜色的象征意义有相当强烈 的政治化和神秘化倾向。而西方文化中的颜色象征则更多地得益于西方民族开放性及科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其象征意义少了神秘,多了些理性,使其语义、词义理据更易追踪。不同文化之间颜色象征意义又都是在社会 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它们能够使语言更生动、有趣、幽默、亲切, 所 以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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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词,现在通常指生物的生活状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所谓“生态艺术”的概念性定义,应该包涵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三组相关的内容和探讨话语。自然生态,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物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资源;社会生态,即人类现存的法学意义上的外在制度系统;而文化生态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依据,它包括人文传统及其对传统所加入的共时性创造意识。在此三组逻辑关系中,社会生态受文化生态的意识制约,进而影响并改变自然生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文化工业时代艺术生态的再审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在宣告文化工业时代正式来临的同时,对我国原有的艺术生态包括艺术生产、艺术传播、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等各环节均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只有认清当下我国艺术生态环境内各个层面的变化,准确把握其内在的本质特征,才能够在当前媒介传播语境下构建更为和谐的艺术生态,从而促进我国艺术生态和艺术传播的良性发展。
伴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所向披靡的蔓延趋势,在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规模扩张之中,“文化工业”这个率先被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并加以批判的字眼已经演变成为现代社会无法拒绝的真实存在,并且引领着一个崭新艺术传播时代的来临。面对文化工业大规模机械复制的生产模式,面对艺术作品原有观照灵韵与魅力的日趋丧失,面对逐渐漫漶开来的商品化和全球化无孔不入的影响,关注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生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自古以来便崇尚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美学观,将这种物我和谐的艺术观念投射和贯彻在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理论之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艺术生态与浑然一体的自然生态一样,也是一个囊括多种因素,各生态因素之间休戚相关、彼此依赖、互相制衡的有机整体。因此,关注艺术整体生态当中的局部生态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的局部艺术生态可以从外部中西文化冲撞之下的对话和内部不同艺术形态的多元共生两个层面去研究:
首先是外部生态。艺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继承和创新的基本规律,而其中的继承性,不但表现在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也表现在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和艺术成果的吸纳和借鉴。我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文化艺术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随着外来思想文化、艺术作品的大量传入,对我国原有艺术传统、艺术风格和艺术内容等各个层面都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改变着我国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方法以及艺术接受的趋向和态度。
我国艺术领域内中西艺术的碰撞从近代以来就从未停止,在不断的交融和磨合中已变得水乳交融,呈现出融合和趋同的趋势。当然,在艺术交融的洪流之中,我国优秀的艺术作品和文化成果也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具有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特色、融会民族艺术元素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和独具魅力。因此,面对中西文化艺术不断碰撞和交流融合的外部生态环境,我国艺术更应该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本着适应我国本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本土化原则,保持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艺术“对话生态”重心上的不偏不倚,为我国艺术的健康发展拓展更为广阔和平衡的生态空间。
其次是内部生态。我国的文化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见证历史时代变迁的各种艺术形式此消彼长,在艺术不断繁荣壮大的今天已经融合交流成具有无限潜能的传统艺术宝藏。古老和新兴的艺术形式并存,彼此吸纳和影响,新旧艺术之间遵循着因袭相承的和谐关系。悠久的历史积淀留给了我们丰富的艺术形式,而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对文化艺术的丰富性有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和艺术风格,我国艺术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完美结合正符合了生态学多元共生的发展观点。
此外,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很多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甚至堪称见证文化历史发展的“活化石”,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多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艺术形式也得到了及时的保护和挽救,这些五彩斑斓、各具魅力的民族艺术形式,恰如朵朵奇葩共同装点着我国的艺术宝库,为建构健康、良性的艺术生态添砖加瓦。当然,外部开放的文化氛围自然会带来崭新的思想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为内部生态注入新鲜活力,伴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西方艺术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性阶段的艺术趋向和艺术风格的流变,在我国的艺术环境里达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时性存在状态。西方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演进和发展在我国变成了凝结时间、汇聚历史的盛会,面对目不暇接的各种艺术形式共存的艺术环境,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和敏锐的判断力,避免随波逐流的盲目效仿或跟从。
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大众文化的大门,艺术生产在现代科技和大工业模式的运作之下,变成了类似于工业产品制造的机械复制,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制度的联合作用之下,艺术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商品化、通俗化和娱乐化的发展转向。面对文化工业带来的诸多问题和转变,及时了解艺术生态环境的变化,能够确保我们对于时代艺术脉搏的准确把握和掌控。当下艺术生态的转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艺术生产环境。
艺术生产是特殊的精神生产,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艺术生产的独特性和自由的创造性,艺术家们运用个人化的艺术灵感、情感体验和艺术技巧凝结在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当中,这些独具魅力的艺术产品为营建和构造我们的精神世界、陶冶和荡涤大众的内心道德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艺术生产的传统模式决定了其高山仰止的精英化道路,阳春白雪的曲高和寡,最终使得传统艺术生产模式远离大众,变得遥不可及。而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使这一局面彻底改观,艺术家们原本的精英地位在市场效益面前丧失殆尽,艺术的自由和个性也望而却步,艺术家不但要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还要面对市场竞争的挑战。
艺术生产环境的彻底改变,使得艺术家们不得不暂时抛弃自己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和对于纯艺术的向往,向大众消费品位和市场的实际效益靠拢,文化工业生产的模式使得艺术产品成为具有标准化、同一化和模式化的消费商品。加上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的有效介入,艺术形式、艺术种类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换,艺术生产者们单打独斗的创作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大众消费的审美需求。随着艺术创作分工的渐趋细化,艺术早已不再是由单个艺术家能够耗费时间和精力独立完成的产品,而是由多部门、多分工联合完成的作品,艺术家们联合作业的生产模式已成为文化工业时代的公认的标准化模式。
第二,艺术传播环境。文化工业时代的文化艺术以大众传播媒介技术为依托,拥有着最为便捷广泛的传播环境。大众传媒在传统传播媒介的基础上,依赖于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极大地拓展了艺术产品的传播范围,随着视听读图时代的来临,尤其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更是改变了人际交往和文化运作的方式以及生产、传播过程,类似“地球村”的一种全新的全球文化正在逐步形成。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瞬时性等特点,文化艺术的传播在互联网上变得畅通无阻,古人原本凭借思绪的神游才能实现的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在网络中都能够瞬间实现。此外,艺术产品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也是文化工业时代艺术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
传播媒介在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之下,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改为自主经营模式,加上多种性质的资本积极参与和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大众传媒都在利用多渠道、多元化途径进行文化艺术产品的全方位传播。传统传播媒介在技术的带动下积极寻求改进创新的出路,借助电子媒介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已经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在大众文化的推动下逐渐消失,呈现出趋向融合的一体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当然,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由于其开放性和虚拟性特点,传播过程自然会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非约束性,加之我国对于新兴媒介的管理制度依然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网络传播还存在着很多弊端和问题,这对文化艺术的传播势必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存在障碍和危害。例如,网络文化中的道德低下现象,文化艺术产品的篡改、复制、侵权等问题,以及充斥网络文化的暴力、色情内容对于社会的公害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积极面对和改变的现状,对于网络传播的规范化、合理化管理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艺术接受环境。
大众文化的核心观念就是消费,文化工业时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向商品化和消费性转变,在商业利益和市场机制驱动之下的艺术流程中间,大众作为消费者的地位便毫无争议的成为核心。面对消费者的不同审美需求和价值取向,以及受众群体内部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层次差别,不同的市场定位就成为决定艺术产品命运的风向标,对受众和消费者的关注成为艺术产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国受众层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从社会阶层的划分来看,受众由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事业阶层、企业阶层、个体劳动阶层等共同组成的社会层次构成,不同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地位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国大众文化面对受众的本土复杂性。
其次,从我国地域、民族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地域差异决定的南北方、内地和沿海的不同,多民族意识决定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还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现代化都市与内地相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差别,都使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处在一种多元混杂的并存局面之中。所以,我国文化工业时代面对的受众的复杂程度,远非西方大众文化的受众所能够比拟的,必须正视复杂的受众和接受环境,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才能够使我国文化艺术协调整体的长足发展。
同时,受众内部还存在着相对复杂的接受态度。一方面,面对大众传媒的强势传播和信息充斥的接受环境,受众必然会应接不暇,出现被动接受的局面,在图像传输和视觉文化的信息包围之中,受众会失去自身的判断能力;另一方面,受众或消费者面对机械复制的同类艺术产品,久而久之自然会对产品的模式化、同一化产生抵触心理,受众的主体性和主观判断能力在信息和产品泛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发挥出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遵从个体的主观意志和审美趣味对艺术产品和信息进行批评判断和重新选择。此外,随着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进程的加剧以及市场机制和商业利润对文化艺术主导作用的加强,接受环境内的艺术批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面对艺术的商品化趋向和商业利益的诱惑,原本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的艺术批评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文化艺术产品实施市场宣传策略的最为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借助权威和专家的品评,对文化艺术产品进行炒作,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宣传手段,甚至出现了艺术家与批评家联合作业的模式。艺术批评家作为社会的良心,应该秉承尊重事实的原则进行公正平等的评论,如果艺术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准则和尺度,社会和大众的审美品位和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发生偏离和错位,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和艺术发展将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值得警醒。
面对文化工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人们对于文化艺术通俗化消费的产业化模式已经变成一种显性的趋势和潮流,面对文化工业时代推动之下空前繁荣的大众文化,我们无法否认也无法抗拒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只有及时掌握文化工业时代我国艺术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变化,深入分析和总结艺术生态在时下的内在本质,才能够促使我国文化艺术的良性发展。我国艺术生态在文化工业时代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本质特征:
第一,生产模式的工业化。当下的艺术生产已经具备了大工业生产的显著特征,艺术作品的创作已全然脱离了以往艺术家个体创作的独立性、自由性和个性化,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创作是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作用下,与现代科技和工商业生产紧密结合,在工业化的流水线上,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模式对艺术产品进行机械复制和加工的过程。
第二,艺术产品的商品化。
在文化工业机械复制的生产模式下,艺术品已经成为承载商业价值、市场效益和物质利益的文化产品和消费产品。艺术生产者关注的是市场需求和获得的商品利润,消费者则更注重产品的价格和个人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氛围当中,艺术产品从构思、创作、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已经演化成了一种商业行为,艺术已经蜕变为能够与市场相互兑换的资本,消费决定生产,艺术产品必须能够迎合市场和大众的品位与消费需求,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生产是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产品除了具有一般产品的属性之外还有特殊的精神价值,艺术消费也是特殊的精神产品的消费,这是由文化艺术产品的双重属性决定的,文化艺术产品不但具有普通商品的消费性,还具有精神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说文化艺术品的消费“具有一般商品消费与精神享受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二重性质”。
当我们在文化工业时代,在现代传媒便捷的流通渠道里,在大众文化的通俗化氛围中关注艺术的商业利润和消费群体的同时,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艺术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价值被娱乐和消费不断消解颠覆的残酷现实,认识到艺术产品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不容忽略的重要性,艺术产品在文化工业时代除去其本身作为文化资本所凝结的商业利益之外,更为神圣的使命担当依然是带给大众和消费者精神层次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净化我们的内心世界。
第三,艺术品位的通俗化和娱乐化。
文化工业时代,如何迎合和满足广大受众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成为艺术产品成功与否的关键。面对文化层次参差不齐、艺术修养各不相同的大众群体,要克服众口难调的困难,打破地位和身份的界限和壁垒,只有力求艺术品的通俗化大众化,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受众雷同或类似的消费愿望,从而保证市场利润的占有和获得。通俗化品位的出发点是将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结合起来,使艺术消费在满足受众审美需求的基础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在通俗化和日常生活层面达成高度默契,从而使得艺术市场的供需双赢关系更加强化和巩固。
另外,文化工业时代艺术的另一主要特征是娱乐化,随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交融合流,伴随着大众媒介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艺术产品的传输渠道和途径已经变得广泛便捷,从文字时代向视听和读图时代的转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太多既定和现成的图像以及视觉艺术的冲击,裹挟着来自生存现实的压力,驱使人们主动放弃文字背后的深刻思索,转而选择更为轻松的视听享受和消遣方式,而这一放弃和选择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艺术的娱乐化转向。为了迎合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更多没有内在实质和深刻内涵的所谓艺术产品,陪伴着现代大众一起“游戏人生”,甚至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和文化艺术媚俗化倾向得愈演愈烈,大众在对这些纯粹商业化的文化艺术产品娱乐消遣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反向“愚乐”的危机。
第四,传播渠道的广泛化。
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兴媒介在文化工业时代发挥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在文化工业时代,大众文化以传统媒介为依托,凭借融合现代技术的现代传播媒介,在传播空间和速度、影响范围、艺术产品的流通渠道以及受众群体的数量等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文化艺术产品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和通讯网络的整合传播,迅速快捷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其广泛影响已经无处不在,随时随地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大众传媒强大效果的带动下,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构成要件。因此,借助大众传媒的威力,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毫无疑问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形式。
当然,在大众传媒强大传播威力和广泛传播效果的背后,也存在着传播媒介的霸权和暴力隐患。有学者将葛兰西提出的媒介霸权理论阐释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大众媒介被视为受社会统治阶级控制、帮助那个阶级控制社会其他人的工具。”[2]其实,这种媒介霸权在现代社会更多地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和各种观念的单向灌输。媒介暴力问题,一方面是指大众传媒传播暴力、色情等内容,用强烈的感官冲击刺激和引导受众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指媒介本身的暴力,现代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大众媒介所包围和控制,在媒介信息泛滥和充斥的环境中,“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在凭借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3]大众已然遭受着丧失个体主观判断力和辨别能力的威胁。
第五,艺术环境的多元化。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经历着分分合合的发展历程,随着文化工业时代艺术产品的通俗化转向,对于艺术和艺术门类的界定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不断涌现出新兴的艺术种类,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波普艺术、现成品艺术、网络艺术等已经完全打破了艺术门类原有的界限逐步走向整合化、多元化和交融化,艺术呈现出泛化的空前繁荣的景象。
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我国民族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界限被全球化所向披靡的势头所打破,具有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从创作、技巧、理论批评、风格、流派等各方面都沾染了西方的气息,中西方文化艺术增进了交流和对话,力求向世界靠拢、与国际接轨。但是,在看似融洽的对话局面中,我们必须警惕的事实是,全球化趋势存在着文化殖民的潜在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一次新的文化艺术范围内的“殖民运动”,从风靡全球的摇滚乐、牛仔裤、可口可乐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品牌就足以见出,全球化的背后,部分发达国家作为文化输出国占据着不可逆转的绝对优势,而其他国家仅仅只是招架和被动地全盘接受。因此,对于借助各种媒介渠道一拥而入的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加以清醒地鉴别和取舍,在尊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有效地沟通和存留,这样才能够在全球化大潮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从而避免被完全淹没的危险。
只有在保持清醒和独立的前提之下来反观文化工业时代之下的我国艺术生态环境的内外部特征,动态地把握艺术生态在文化工业背景之下产生的变化,准确认识到特定时代我国艺术生态呈现出的本质特征,合理把握和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便捷渠道和广泛影响,才能够真正保证我国文化艺术步入长足发展的良性轨道,并对今后艺术生态领域内的新问题和新变化的研究产生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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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是指两种组织文化在互动过程中由于某种抵触或对立状态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或者冲突。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冲突问题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探讨的对象是指不同组织形态的公司文化之间相互排斥、对立的演变过程。它包括企业内部由于工种、背景不同引发的冲突,也包含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因社会观念、民族区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全文如下: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Abstract:The glorious victories that science has already achieved has never been done by any other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se victories has also produced the viewpoints of Scientism. Howev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authority science obtains, suspicions on this kind of authority begins to appear as well.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are science and humanity, has great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ies; Scientism; Two 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而80年前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F. A. Hayek)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著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i] 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唯科学主义的)。
[ii](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美)F. 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 此书最新的中译本:(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 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美)A. 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 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 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 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 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xiv] 围绕着这份宣言,出现在网上和纸媒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即将于200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将对这些讨论和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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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世代居住于我国东北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准确的说,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对鄂伦春族进行大规模的研究调查。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查、采风编写了《鄂伦春人》,从那时开始到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对鄂伦春族的各项研究开始滥觞开来。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研究现状与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研究现状与意义
生活在祖国东北的鄂伦春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从森林里走出来的鄂伦春人具有勤劳勇敢的品质,在与大自然相伴的岁月里,衍生出许多朴素自然的原生态文化,目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传统技艺、曲艺、民俗、传统音乐等4类6项。其中音乐类包括莫苏昆和赞达仁。鄂伦春原生态音乐这一概念的提出颠覆了以往对鄂伦春音乐类型的划分,本人在研究鄂伦春族原生态音乐的同时,通过学术界对于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的研究现状的分析,明确了对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自原生态音乐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我国学术界分别从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现存的原生态音乐进行较为系统的挖掘、抢救和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我国原生态音乐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原生态音乐研究方面,对云南原生态音乐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且最为系统。其中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张兴荣所著《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一书按语言系属,分民族阐述。而对于鄂伦春音乐的研究成果有《鄂伦春民俗与音乐的传承流变》一书,包括了鄂伦春族“生产”、“生活”等五个方面的民俗和音乐,把鄂伦春族的民俗与音乐详尽而系统的进行了论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鄂伦春族的音乐文化与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一书从整体上对鄂伦春原生态文化进行了研究。著作虽然没有对鄂伦春族原生态音乐进行专门论述,但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鄂伦春族其他原生态文化,从中寻找关于原生态音乐的种种相关的内容。这些研究或从原生态文化的大角度进行阐述,或单纯就音乐进行研究,甚至没有人在研究成果中提出鄂伦春原生态音乐这一概念。
(一)国内研究现状
鄂伦春族世代居住于我国东北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准确的说,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对鄂伦春族进行大规模的研究调查。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查、采风编写了《鄂伦春人》,从那时开始到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对鄂伦春族的各项研究开始滥觞开来。在中央相关部门以及黑龙江省相关部门的领导下,成立了抢救鄂伦春族民间文学联合调查组,他们深入小兴安岭的密林中,与鄂伦春同胞同吃同住,收集了大量关于鄂伦春民族文学、艺术方面的资料,随后在黑龙江省民研会编辑出版的《黑龙江民间文学》上陆续刊登出来。20世纪80年代又通过实地调查、查阅古文献、翻译外文文献等方式编写了《鄂伦春社会的发展》、《鄂伦春族社会变迁》、《鄂伦春族游猎文化》等著作。以上著作对鄂伦春族经济、社会形态和观念形态等方面的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这些都为以后研究鄂伦春族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文学作品的出版,带动了鄂伦春研究团队的不断扩大,不仅民族工作者对其进行研究,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开始了专业研究,为鄂伦春宗教、音乐等其他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可能。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努力下,相继出版了关于语言方面的《鄂伦春语研究》、《鄂伦春语汉语对照读本》、宗教方面的《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地域文化方面的《淖尔河流域的鄂伦春人》、文学方面的《鄂伦春族文学》、民俗方面的《鄂伦春族风俗志》、民族方面的《黑龙江鄂伦春族研究》、《鄂伦春族游猎、定居、发展》等一系列作品。其中《鄂伦春语汉语对照读本》一书对鄂伦春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内容都做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这本书已经成为研究鄂伦春各个方面的工具书。
由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出版的《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对鄂伦春民间传说的神话、故事、说唱、叙事诗、谚语、谜语等进行了刊载,其主要表现内容都与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包括他们的信仰、狩猎、婚姻、生育,以及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对人类起源的猜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了鄂伦春人的历史发展情况,让我们了解到了鄂伦春人的民风民俗、审美意趣以及崇拜信仰。
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音协主办,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把中国有史以来各时期、各民族口传心授的民间小调编辑成系列丛书《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其中“内蒙古卷”和“黑龙江卷”为我们研究鄂伦春民族音乐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此外,供职于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的陈恕主持的国家“十五”规划2001年度课题《黑龙江北方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也为我们研究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提供了有力的保证。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成立鄂伦春民间文艺研究组对鄂伦春传统音乐进行搜集整理,编辑成书,这些民歌不仅曲谱完整,而且还有鄂伦春语和汉语双重释义。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鄂伦春民众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传统民歌,另外一小部分是进入新社会时期人民传唱的新民歌,这些民歌的搜集整理为保存鄂伦春族音乐文化遗产和推动鄂伦春族民族音乐的研究做了重大贡献。著名作曲家暴侠为了抢救、保护鄂伦春民歌遗产,经过几十年的收集,采录、整理了几百首鄂伦春族民歌,很多已是绝源的珍品,编写出《鄂伦春族民歌选》一书。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对鄂伦春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解放前,第二阶段就是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第三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其中在第三阶段对鄂伦春族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期间对鄂伦春进行研究的各方面学者都在不断增加,各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关于鄂伦春族音乐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民歌的收集整理上,并对音乐的类型、题材、风格等进行了归纳研究,但是有关于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的记述并不多见,把鄂伦春原生态音乐作为对象的研究更是无人涉及,因此选取鄂伦春族原生态音乐作为研究对象,也是希望能够深入阐释其文化内涵,以期对鄂伦春族的音乐研究、文化研究做有益的补充。
(二)国外学者研究的情况
在当今越来越强劲的全球化浪潮中,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的重重危机,这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反思与反省,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性的“生态浪潮”不断掀起,无论是环境保护运动还是生态批评,都在寻求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的途径。在上个世纪伊始,欧洲很多国家就出现了一种保护各自乡土文化的活动,被称为“活态博物馆”运动。活动理念是将原始乡村整个保护起来,原汁原味的将其看做是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
在这个博物馆里,它的手工作坊、节日庆典等都是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以及非物质的。到了上个世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开展了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保护运动。自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一些伴随人类产生、发展的原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从微观上看:
黑龙江地区民族众多、习俗多样,这样也就使得黑龙江的本土文化比较多姿多彩。自古以来,满族、蒙古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许多民族都生活在这里。白山黑水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鄂温克等民族的萨满、歌舞和桦皮艺术,赫哲族的鱼皮工艺,朝鲜族的民族风情,满族的剪纸、刺绣等等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各少数民族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是黑龙江流域巨大的宝贵财富,是华夏民族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着鲜明的龙江特点和龙江气概。龙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发生过深远的影响,是黑龙江提升文化软实力,成长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的宝藏,是黑龙江实现科学成长的丰富根本。研究和传承以鄂伦春原生态音乐为代表的黑龙江文化,是当代黑龙江人不容推卸的神圣责任。
(二)从宏观上看: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济建设从工业化到信息网络化的转变,音乐文化从港台到日韩潮流的冲击,民族音乐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所处的位置也日益边缘化。但是当商业化的运作模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有一种文化的原始回归,在音乐方面也需要这样一种“返璞归真”,以改变社会音乐文化格局失衡的局面。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原生态音乐”如纯净的氧气慢慢在我们周围弥漫开来。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把目光投向了各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原生态”一词来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范畴的一个专门用语,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现普遍用于各类媒体之间,特指那些未受到人类太多涉足的,基本上处于原始状况的自然环境,而“原生态音乐”是指在特定地区、特定人群中心口相传的民歌或小调。“原生态音乐”是中华民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原汁原味”并不仅仅单一的反映在曲调上,更多地体现在少数民族或民间艺人现场清新质朴、真实自然的即兴表演上,这也正是原生态音乐鲜活性的根本所在。
原生态文化的研究对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来说往往都和各自的的生产、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研究势必依据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文献与中国原生态音乐田野考察结果,通过对鄂伦春原生态音乐文化研究成果的梳理,进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的研究。
原生态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原生态文化研究的多学科性,这和原生态文化产生、发展环境密不可分。它萌发于人类对自然社会最初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没有完整的文化形态,更谈不上某种文化研究已经发展到何种高度,原生态文化的说法也只是近年来随着研究者对当今社会、环境等做出的反思与回归。然而作为原生态文化本身的存在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类自然而然发生的最简单朴素的行为,与艺术文化无关,仅仅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鄂伦春族虽然在解放前一直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但它的历史、文化、音乐等却在新社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鄂伦春原生态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鄂伦春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的功能多样性决定了对其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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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的普及,以及英语原版电影的大量引进和相关资料的发行,在英语教学中运用英文原版电影作为文化导入媒介有其独特的优越胜。
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英文电影与西方文化导入-电影电视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论文摘要】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在语言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实际言语能力的同时,有必要输入目标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以便学生能正确理解和判断所接触到的西方语言与文化信息。在英语教学中运用英文原版电影作为文化导入媒介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论文关键词】英文电影西方文化英语教学
【论文正文】
长期以来,英语教学中对西方文化因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理论语言学在广大英语教学者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只是语言本身。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就逐步形成了固定的以培养“纯语言能力”为教学目的的教学模式。因此,教师们很难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原因之二是可利用的参考资料太少,教学中涉及的许多文化现象就连教师本人也很难理解透彻。因此,尽管有的教师们能认识到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以上原因而疏于传授。
众所周知,要想掌握一门语言,首先得学会这门语言的词汇、语法,并要有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它承载着文化信息,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思维特征。同时语言又受文化的制约,因为文化深植于语言。人们使用语言时要受到其民族文化的限制和影响。人们的语言表现形式更要受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性格等的制约和影响。中西方文化大相径庭,文化的差异决定了语言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包括词汇、语法、语音、语调,也包括表达方式、表达内容、以及表达的得体性。如果在用英语进行交流时不注意中西不同文化的差异,往往会造成误解。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里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这表明大学英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充分考虑对学生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注重培养实际言语能力,在语言教学中输入目标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使英语学习者能够在同外国人士交流时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选择恰当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使他们逐渐具备另外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系统,从而达到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的目的。
掌握一种语言并不仅限于学习语言本身,在语言学习中,目标语的文化知识不但是培养交际能力的重要方面,而且其本身也是教育的要求之一。目前大学英语所采用的教材中有关文化方面的内容较少,即便有相关的内容,教学的重点仍然主要安排在对词汇的记忆、语法和结构的分析,以及有限的听、说和写作的练习方面,对文化教学的活动涉及得太少,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等方面的训练做得非常少。
非英语专业学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其课程结构中文科方面的内容相对少,而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更是薄弱,且因课时限制又无法为他们开设专门的文化课。很多学生希望能通过语言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对学生英语要求的不断提
高,我们的教材越来越多地使用英美原文材料。这些原汁原味的语料中文化含量相当大,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文化的特点。原文材料的使用给我们的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把文化因素作为教学重点,必须引导学生去注意材料的社会文化背景,培养他们的文化敏感性和洞察力。否则,缺乏对目标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将直接影响学生对所读材料的正确理解和判断。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的普及,以及英语原版电影的大量引进和相关资料的发行,在英语教学中运用英文原版电影作为文化导入媒介有其独特的优越胜。
第一,它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所有学生都喜欢看电影,对电影教学非常感兴趣。把英文电影引入大学英语课堂,既可以使电影和课本相结合从而使教学立体化、实质化,使语言生命化,还可以使学生学习气氛更和谐自然,语言环境更真实,学习动机更持久,进而达到培养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的目标。
第二,它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良好资源。大学期间正是一个人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阶段。电影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融入了哲学、文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的内容,并予以借鉴、交汇和以此为艺术的阶梯,从而创造出如梦如幻的影像文化。显然,这样一门直观化的艺术,对于大学生来说,是构成其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内容。英语教学中注重西方文化信息的导入,不但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且对他们以后的工作也很有用。
第三,电影作为人类新兴的综合性、高科技的文化载体,它是建立在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舞蹈等艺术品种的交叉点上的综合性艺术,它通过艺术形象的展示,表达一定的思想情感,反映不同社会文化,体现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精神。例如,要让学生了解英美人结婚嫁娶等知识时,就可以让学生观看《四个婚礼一个葬礼》《走出非洲》反映了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人们的婚姻、生活、教育等价值观念与文化取向,也反映了一些风俗习惯和社交礼仪《与狼共舞》是一部历史文化片,它展示和颂扬了印第安人的灿烂文化和优秀品质,揭露了白人在西部拓荒过程中对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灭绝的血腥罪行,同时通过一个白人背叛自己原有文化的历程,热情讴歌了跨越两种文化的友谊与爱情。
英语原版电影是为我们打开瞭望西方国家语言与文化的窗口,具有书本及其它视听材料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它能逼真地再现言语交际情景,为学生提供大量自然语言,并为相关的语言实践活动提供近乎真实的背景: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便捷、直观、生动的有效途径。
因此,让学生通过欣赏原声英文电影,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了解西方国家的自然、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基本情况,了解其文化取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让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同步传授,使二者构成一个水乳交融般完整的教学体系。
目前英文电影的种类与数量浩如烟海,用于教学内容的影片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选择影片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所选内容要有益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通过这些影片的欣赏,以正确的视角解读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等;第二,所选内容的难易度要适合学生水平;第三,运用所选影片的方法要灵活。良好的教学资源配以良好的方法才会起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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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色鹿》是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故事改编,由中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1年出品的动画美术作品。《九色鹿》等作品弘扬和传承了丰厚的本土传统艺术,在音乐上,使用的中国独特的戏曲音乐和民乐,雅俗共赏,别具韵味。成为20世纪70、80后心中的经典动画形象,它用艺术的手法在人们向善与因果等朴素的佛理上做到了完美的阐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动画片《九色鹿》美术造型的文化象征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产动画片《九色鹿》,1981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录制完成。该片的导演是中国动画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第一代动画导演钱家骏先生。《九色鹿》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剧本早在“”前就写好了,因为它取材于佛教故事,并且当时人们认为这部片子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因果报应”的思想,在“”期间因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被迫夭折。
《九色鹿》的故事出自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的北魏时期壁画《鹿王本生》。北魏时期的壁画绘画风格十分粗犷大气,隋唐时期的壁画绘画风格则更加细致丰满。作为一部动画片,《九色鹿》采用了北魏画风作为基调,同时融入隋唐时期的绘画风格。虽然动画片吸收了诸多风格元素,但不论是音乐还是绘画,《九色鹿》都保留了非常浓厚的敦煌壁画的味道。
《鹿王本生》是一个经典的佛经故事,讲的是佛祖释迦摩尼前生所经历的事迹。将佛经故事绘制成壁画,又由壁画改编成动画,其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佛经原著中更加强调了佛祖大慈悲和大无畏的救世精神,以及轮回转世的佛教理论;而这幅敦煌壁画则更加强调善恶有报的佛学思想;而《九色鹿》作为一部动画片,弱化了佛教的味道,更加通俗,更有劝诫人们多做善事,不能见异思和迁恩将仇报的说教意味。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正统思想,也就是我那个时期的动画片里最多宣传的传统美德。
绘画是一种空间艺术,不具有时间的流动性。因而,中国古代的长卷式构图成为了用绘画讲故事经常采用的方式。5世纪,佛教鹿王本生的故事传入敦煌,这幅壁画也受到了中原绘画形式的影响,即不同于印度的圆形浮雕形式,也不同于龟兹的组画格式,而是呈现出连环画式的长卷构图。
画面整体的布局和颜色都非常和谐,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用色古朴而厚重,线条粗旷而奔放。加上岁月的磨砺,显得更加沉稳,更有韵味。国王头戴日月冠,穿着长裙,明显是受到了波斯风格的影响;采药人的缠腰是印度风格;驾马车的人穿的是我国北方的胡服。这说明这幅壁画受到了各地文化风俗的影响,艺术家把这些风格元素融合得非常协调统一,艺术家的胆量和智慧体现的淋漓尽致。
动画片《九色鹿》中的角色造型大量吸取了敦煌壁画中的绘画元素。以线条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壁画更加粗旷,动画则更加细致和完善。角色造型更具符号化,正面角色无比光辉美丽,而反面角色则丑陋不堪。
1、九色鹿
动画片中的主角九色鹿有明显的女性特质,抛弃了大漠的狂野和粗线条,变得婀娜多姿,温婉动人。身体洁白,身上有五块月牙形的彩色,具备了身为鹿王的神采,同时又又让人觉得温和亲近,不论是儿童还是大人都会喜欢这样的角色造型。这样一来,去掉了佛教壁画的严肃和深奥,更加通俗和直接,很大程度的扩展了使受众群体。正如印度的佛造像当中,观音菩萨的造像都是男性,而传入中原地区之后观音菩萨的造像全都变成了女性。这无疑体现了中原地区人的审美取向和审美习惯,认为一个充满慈爱和怜悯之心的角色,就应该是一个女性。
佛经当中的九色鹿是跪在国王面前向国王陈述的,而壁画当中的九色鹿是站着的,身姿高傲挺拔,优美自然。动画片的九色鹿继承了这一点,同时更加的温润善良,极具亲和力。
2、采药人
壁画当中的采药人在被九色鹿救了之后身体是还是白色的,此时的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人物的形象也和其他人物的形象类似,并没有在人物造型上体现出他是一个坏人。当他把九色鹿的所在地告诉国王,并带国王来捉捕九色鹿的时候身体已经变成青色,长满了白色的赖疮。说明当它违背了他的誓言的时候,应有的报应很快就来了。而动画片中的采药人开始身体是棕色的,纤瘦弯曲的身子,尖嘴猴腮,一字连心眉,眉眼间都体现出他是一个坏人,与其他的兵士和百姓以及国王有很明显的区别。当他心生邪念的时候,身体就立刻变成了青色,蚊虫立马就上来咬他,动画片把他的坏体现到了一个极致。
壁画中强调的是“报应”这一佛学思想,所以人物造型没有明显的体现出人和人的区别,在人物角色的定位上没有明确的性格定位。而动画片在塑造角色上,更注重典型性,符号化。
3、舞伎和飞天
动画片中的舞伎和飞天都明显的借鉴了敦煌壁画当中的天宫乐伎造型。上身赤裸,身姿柔美。比起敦煌壁画来,动画片中的舞伎和飞天线条非常细致完美,色彩柔和。飞天的那一抹红裙更是非常的精彩。整个画面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也很强。敦煌壁画中的很多天宫乐伎和飞天都画了一个圆润的腹部,而动画片把这一特点更加放大和凸显,使舞伎和飞天更加的韵味十足。
4、国王和王后
动画片中的国王没有借鉴敦煌壁画,服装的样式和肩部的图案都来源于先秦时期的帝王冕服。但按照古代规定,凡穿冕服者必戴冕冠,这个国王并没有戴冕冠。王后的服装和唐朝女子穿的坦胸衫非常相似,但又不是很典型。一个先秦帝王和一个唐朝皇后,不得不说,动画片在这两个角色的设计上确实不够考究。但动画片本身没有说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仅仅是表现身份而已,也没必要太过追究。况且《鹿王本生》壁画图本身也是五花八门的服饰。
场景造型同样是借鉴了我国传统绘画和敦煌壁画中以勾线为主的方法。线条简洁,流畅,疏密有致。粗细软硬结合。
在用色上,有较多的土红、石青、石绿、熟褐、土黄、黑、白、灰、金、银等。用色虽然不多,但却非常的丰富饱满,绚丽多彩,既古朴典雅又具神韵,且敦煌壁画的味道十足。既烘托了九色鹿的形象,又营造了叙事故事的极好氛围。
1、大漠
画面是金黄的色调,一望无垠的大漠,到处都是沙丘和沙纹,远处是彩色的山栾。线条时而柔和时而锋利,颜色古朴大气但绚丽多彩。据当时的 场景设计师冯健男先生所述,西边红色的是火焰山,东边的是秦岭山脉,象征着古代丝绸之路。
2、森林
这里采用了稍淡的土红底色,据冯健男先生说,这正是敦煌莫高窟门前的一棵高大的树,格外茂盛。动画片里把他画成了白色的树干,满树的硕果,与姹紫嫣红的鲜花对应。大树和花草的设计非常具有装饰性。花丛分前后景拍摄,把九色鹿置身于花丛之中。表现出了春意的盎然和九色鹿的神奇。
3、皇城和后宫
《鹿王本生》壁画图里并没有出现皇宫和后宫。动画片里的皇城参考了嘉峪关城楼。古朴而庄严有气势。城里的城墙用了五彩的马赛克格子,显得很华丽。
皇后的后宫里,色调阴冷。同时借鉴了敦煌千佛壁的形式,在墙上画满了九色鹿,暗示了皇后对九色鹿的占有欲和贪婪。
“敦煌――祖国沙漠中的绿洲,古代文物的宝库。莫高窟无疑是宝库中的明珠。它保存着无数古代不知姓氏艺术家的手绘真品。这里叙述的,是其中一个古老而优美的故事画赞??????”这是写在动画片《九色鹿》开头的一段话。钱家骏先生和他的团队就是怀着这样虔诚的心来到敦煌,通过不断的临摹,学习,研究,最终制作出了这部美丽的动画片。
动画片中,不论是角色设计和场景设计,还是故事剧本和音乐配音,都体现出了很深刻的文化内涵。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研究和探索,因此才会拥有那么多值得去探究的文化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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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一词最早由波兰籍人类学家马里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语境”指的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发展的环境,它对语言使用者的言语活动起着解释或制约的作用。马里诺夫斯基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作家创作的文化语境是指作家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具体的文化环境,涉及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复兴运动涌现出来的最杰出作家,福克纳创作的文化语境主要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他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保守、愚昧、落后的南方人,反映出他对南方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态。
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人生活富足安逸,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盛行。他们把初到新大陆的祖先称为骑士,自称是骑士的后代,并编织了很多有关农耕的神话。他们甚至把南方比作古希腊天堂般的国度。然而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南方人从神话中唤醒过来。精神危机日盛一日,悲剧意识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因此不少人沉湎往昔,怀念虚幻的荣耀和飘逝的体面。
在这种痛苦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或沉沦或思考或与打碎他们幸福的北方佬合作力图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沉沦中的南方人不幸的根由是什么,同时也警醒他们,因为堕落,因为对同是人类的黑人的奴役,他们这群上帝的选民已经犯了罪并正遭受着上帝的惩罚。在这些作品中,南方人的保守、愚昧和精神危机被作家们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南方人的悲剧意识、对现实的梦幻态度、对过去的留恋、对社会的内疚感等成了南方文学作品的恒久主题。对于那些死死抓住过去不放、自欺欺人的南方人,作家格拉斯哥、福克纳、考德威尔、华伦、威廉斯等许多20世纪的南方作家都给予了批判和警醒。
福克纳的悲剧意识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尤其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喧哗与骚动》讲述的是曾经在杰弗生镇上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康普生家没落、瓦解及至最后的分崩离析的故事。福克纳通过对康普生一家人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他思想中的悲剧意识及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押沙龙,押沙龙!》从种植园主发家史的角度出发,揭露了南方所谓“贵族”的血腥发家史及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小说中塞得潘的垮台以及这个家族的湮灭使人想起关于原罪以及天谴落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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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这里的价值观不是泛指企业管理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是企业或企业中的员工在从事商品生产与经营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新闻宣传意义及实践探析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新闻宣传意义及实践探析全文如下:
新闻宣传是促进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要求宣传人员有较强的责任感,要以做好企业的宣传工作为目标,热爱新闻宣传事业,将新闻宣传工作落实到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并要善于在实践中探索、总结,不断提高自身的采写能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提高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为企业的新闻宣传人员,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意识,紧跟时代与企业发展的形势,利用先进的宣传设备与信息管理技术,创造新的新闻形式提供新的宣传内容。
1.1 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在企业内部要想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就要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协调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提高广大职工的企业凝聚力。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积极利用新闻宣传手段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宣传管理工作的调节作用,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为企业职工提供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及时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为职工解决问题,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水平。
1.2 激发职工创造的潜能
利用新闻宣传手段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职工工作、学习的积极性,鼓励职工进行自主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企业的文化建设做贡献。企业文化建设的激励作用主要就是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在一起,满足基层员工的创造愿望,创造活动也能得到支持与鼓励。可以通过目标激励、榜样激励、奖励激励、关怀激励与支持激励等手段充分发挥新闻宣传文化建设的激励作用,激发职工创造的潜能,更好地为企业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做贡献。
1.3 增强企业的向心力
进行新闻宣传工作的凝聚作用就是将企业个人的思想统一,增强企业的向心力,推动电力企业的和谐发展。电力企业要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发展原则,全心全意的人民服务。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首先要凝聚职工的团队精神。在新形势下,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利用新闻宣传手段满足人们日益活跃、多变的思想需求,形成并强化主流意识,在价值上达成共识;其次就是要凝聚主人翁精神。利用新闻宣传手段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让职工以主人公的态度为电力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在电力企业,加强新闻宣传力度是提高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的有效途径,但是目前部分电力企业的新闻宣传工作仍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是受了两方面因素的制约:①新闻宣传手段单一。电力企业工作人员要重视新闻宣传对电力企业发展的意义与价值,积极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借助多媒体手段,丰富新闻宣传手段。②缺乏完善的新闻宣传管理体系。电力企业缺乏完善的新闻宣传管理体系,新闻宣传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闻宣传发挥对企业管理的作用。
3.1 创新新闻宣传的工作机制
电力企业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与时俱进的创新新闻宣传工作机制。具体做法如下:
①优化宣传格局。电力企业的领导要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及时的掌握市场与企业发展形势,并对新的发展形式进行分析,建立以企业宣传主管部门为中心的宣传机制,选拔主干宣传人员,促进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
②完善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制度与奖励制度。要明确权责,将企业的新闻宣传工作归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并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
③制定完善的企业品牌传播战略。品牌竞争时代已经到来,品牌形象直接决定了电力企业的形象,所以要求电力企业加强品牌形象的塑造,加强企业的品牌化宣传。
3.2 创新工作理念
电力企业要想加强新闻宣传工作,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要更新工作理念,引导优秀员工摒弃老化的思想内容,加强新员工的实践观念,拓宽职工的工作思路,发挥新思想的创新作用。在分析企业工作时,要充分结合社会与企业的发展形势,掌握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并充分发挥民主作用,重视企业员工的意见与建议,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
3.3 创新新闻宣传的内容
新闻宣传人员要有发现新闻价值的能力,用独特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事物,提高新闻信息的价值,发挥新闻的舆论导向功能,还要具有一定的宏观思想,用党的精神来指导实际工作。企业的新闻宣传人员还要具有能把企业新闻内容投放到社会中的能力,提取该新闻的社会价值。当今社会正朝着全球化与多元化方向发展,所以企业的新闻宣传人员要善于抓住热点新闻,新闻内容要以群众利益为基础,并进行相关的宣传工作。在电力企业内部,新闻宣传人员要不断地宣传党的精神,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社会竞争力。电力企业的宣传内容要避免形式化、程式化,将电力企业新闻内容的可读性与思想性进行高度统一,发挥新闻宣传的导向作用。
3.4 丰富新闻宣传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力企业的新闻宣传工作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的技术手段,打破传统的平面宣传模式,向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方向发展,加强企业与媒体的融合,积极融入到社会发展中,利用多种载体宣传企业有价值的新闻,例如办好行业报纸,利用短信平台、网络平台、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将企业内部的宣传内容最大化的对外宣传。在企业内部,利用网络、论坛、QQ、微博等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加强企业内部信息的扩散。
微博的出现与应用已经成为大家交流信息的重要软件,所以电力企业在进行新闻宣传时,可以利用微博这一先进、有效的宣传手段,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也有利于实现企业对外宣传引导的力度,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做贡献。微博宣传是近年来出现的较为直观的宣传平台,电力企业的宣传管理人员可以制定合理的微博宣传方法,成立企业官方微博的管理团队,为企业注册新账号,设置企业头像,并进行官方认证,及时更新微博信息,让更多网民关注企业动态,发挥微博平台对新闻事件的舆论导向作用。另外,由于微博的即时性特点,电力企业可以利用微博将企业的优质服务与故障抢修信息及时的发布到微博上,增加关注度,也增加了企业人气;还可以发布一些和企业相关的新颖、有趣的消息,增加粉丝数量,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也能够增加企业的潜在客户。
3.5 将新闻宣传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
电力企业要充分将宣传工作与企业的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法,将企业的战略发展、管理创新与生产经营为重点发展对象,用正确的舆论信息引导职工,增强职工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企业要重视典型宣传的作用,积极宣传与推广在生产一线涌现出的先进事例,营造一种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良好竞争模式,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规范工作行为,为企业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新闻宣传是电力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企业领导人要重视企业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支持与鼓励企业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电力企业的文化建设,促进企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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